厨城门一号桥桥桩（北→南）。

渭河，陕西关中人的母亲河。从甘肃定西渭源县鸟鼠山而来，冲击出这一片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

3000多年前，渭河就见证过生活在此丰镐二京先民的风采：“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周文王曾在渭河边迎娶过来自殷商的新娘；后来秦人自西向东，九都八迁，最后两个都城定在渭河北岸的栎阳和咸阳。

秦始皇时，咸阳城达到极盛，都城不断向南扩张，“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形成了以阿房宫为中心，以“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所组成的城中河格局。

秦亡汉兴，渭河以南的长安是权力中心，渭河以北的五陵邑便是市井烟火。唐时，长安城中心南移，渭河成为禁苑的天然屏障，不再是城中河。

数千年光阴倏忽而逝，渭河今日仍绕古城之北滔滔流过。2023年，西安全面进入“拥河发展”，渭河将再次成为西安的城中河……

纵观西安的城市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跨越渭河的变迁史。面对如此天然屏障，今日我们修桥铺路、贯通地铁、架起高架，而对于先民来说如何实现两岸经济文化之交流？

众所周知，渭河上曾建造了若干座桥梁，依据其彼此的空间方位关系，后世分别称之为“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渭河三桥的修造对于关中的交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渭河上的古桥梁，从最上游的马家寨古桥，到咸阳古渡渭河河道里的汉唐桥，再到西安汉长安城厨城门外三座桥，和洛城门外一座桥，以及草滩和耿镇两座桥，考古人员一共发现了八座古桥，这些桥修建年代有秦，有汉，也有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渭桥遗址联合考古队负责人刘瑞介绍。

西汉时期，西安城以渭河为东西轴线南北变动，除渭河南岸的长安城之外，在渭河北岸又新建了五座陵邑。通过行政手段迁徙大量人口聚居在帝陵周边形成特别行政区域，已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这五座陵邑像卫星城一样拱卫在京师周围，形成了渭河南北两岸相呼应的城市群格局。

“当时在陵邑生活的人口甚至比长安城还多，像茂陵邑的人口就比长安城里的人多，高祖长陵的人口跟长安城的人口基本上差不了几万人。”刘瑞介绍，居住在陵邑的人除了关东豪族之外，比如司马迁、司马相如、董仲舒等人都曾居住在茂陵邑。陵邑人口的稠密，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也繁荣了两岸的商业经济。

为了解决帝陵、陵邑和长安城的关系，汉朝先后修了后世称之为“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的渭河三桥。“我们的考古工作（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是从2012年开始的。”刘瑞介绍，2012年4月西安市文物局接到群众反映，在西安汉长安城北厨城门遗址外发现了大型木桩，经调查、测量、研究，考古界确定了这座大型桥桩为厨城门桥。后又在高庙村确定了洛城门桥。

同年6月，陕西省文物局等组成渭桥考古队，先后发掘出了厨城门三号桥、厨城门二号桥、厨城门四号桥和厨城门五号桥。后经过研究，厨城门二号桥和五号桥被认为不符合足够的条件，取消了编号，其余三座桥，加上洛城门外的一座桥，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可以确定为四座桥。“这就是国保单位公布的中渭桥四个组成单位。我们从2012年4月份入场调查，到2012年6月开始正式发掘，一直持续到了2019年的夏天，考古工作前前后后历经8年时间。”刘瑞说道。随着渭河桥系列的发掘，古代造桥技术无与伦比的先进性逐渐被世人认识。以西安汉长安城北厨城门一号桥为例，东西桥桩之间达15.6米，南北长达880米，如此宏伟的规格，是同时期发现的世界范围内最大古代木构桥梁，这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一个工程上的奇迹。不仅如此，渭河桥的发现，对于我们认识渭河改道北移，以及关中气候环境变化有重要意义。

如今的渭河北岸距离古代的渭河北岸有4公里之多。根据文献记载，学者们曾认为渭河是以每年2米的速度平均北移的，但是在对渭河桥做了大量考古工作之后，发现渭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河岸很固定，一直到清代乾隆时期，渭河的北岸都没有发生变化，大量地向北移动，是清代中晚期以后发生的。

渭河的长期稳定意味着渭河原来的河道是比较干净的。刘瑞介绍，“通过考古发掘，我们确定了渭河到清代中期以后环境变迁才变得浑浊，因此今天的泾渭分明，不是古代的泾渭分明。这样的改变，是环境巨大变化产生的后果。而古桥的发现发掘对整个关中平原的气候复原有重要作用。”

对渭桥的考古，揭开了渭桥古代的工艺设计之谜，揭开了渭河的摆动之谜，同时也找到了很多历史事件发生点的准确位置，当然也就找到了丝绸之路起点的明确位置。“比如可以确定丝绸之路上第一座桥就是厨城门桥，因为建元二年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东渭桥和中渭桥都已经有了，西渭桥还没有修，所以他走的桥就是这座厨城门一号桥，也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刘瑞说。

一条河，八座桥，流过千年春秋，横跨周秦汉唐。河流滋养的是沃野关中，桥梁连接的是四面八方。如今长河两岸的文明依旧绵延不绝，贯通东西的丝路也再次繁忙，古老的也好，现代的也罢，都在这片滔滔的渭河两岸传递与更迭。□闫含  左海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