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粲宁  计盼静

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颁发的棉纱税花。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的主要来源是抗战经费（外援）和进步人士及爱国华侨的捐赠，税收并不被重视。随着武汉会战的结束，外援断绝捐赠停滞，财政几乎瘫痪，此时，税收才正式走上了边区的经济舞台。1940年边区财政厅设立税务总局，各分区设立税务分局，各县设置征收局，有集市的地方设置税务卡。1940年1月，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各级税局的编制及经费数目》的通令后，税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1941年10月7日，关中税务分局正式成立，税务总局委派郭树德同志兼任分局长，这是关中分区历史上首个正规的税务机构，标志着这片红色土地上的税收工作从此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迈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新征程。

从混乱到规范的破冰之路

1941年8月以前，关中税收由专署二科代收，部分驻军有时也收，关中分区的税收工作曾一度陷入混乱。

关中税务分局成立后，首要任务便是“立规矩”。10月10日，按照边区税收条例，新税征收正式启动。年轻的税务干部们带着税票、算盘走街串巷，向商户讲解“合法纳税、支持抗战”的道理。很快，不少商人发现关中税务分局的干部们“说话讲理、算账清楚”。比如，牲畜买卖税只收3％，斗佣税从价征2％，且每笔税款都开具正规税票，彻底杜绝了过去牙行“大斗进小斗出”的盘剥。

成效来得比预期更大。1941年11月6日的《解放日报》刊发《关中税收猛烈增加》指出：“自新条例施行后，近一月税收较从前每月平均超过三分之二，总局原计划五万元的任务，今年预计能收十二万元！”

缉私战线上的坚守与智慧

税收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缉私队伍的保驾护航。1941年，边区税务总局成立武装缉私大队，关中设缉私分队，专门打击走私漏税的活动。这些队员们背着步枪、别着短刀，在交通要道设卡，在山谷密林巡查，成了关中税务分局的“铁拳头”。

然而，1944年的一次调整却让缉私工作险些陷入困境。为统一检查，缉私队伍被移交保安处领导。但新的领导机关对税收业务不熟悉，工作重心逐渐偏向政治保卫，应税货物的缉私被“边缘化”。更糟糕的是，个别检查站“蛮干”：查获违禁物资不问初犯屡犯，一律没收；遇到军队或机关走私，因“不好得罪”而睁只眼闭只眼。一时间，偷漏税现象反弹，税款流失严重。

“不能再这样下去！”1944年7月，税务缉私工作重新交回税务分局。为了坚持原则，利于团结，税务干部们想出“软办法”：白天帮驻军搬运物资，晚上坐在一起拉家常，慢慢讲清“走私不仅损公，更伤了群众的心”。渐渐地，不少单位主动配合，甚至帮忙宣传税法。到1945年初，虽然缉私队伍因形势变化被精简，但留下的“验货员”依然坚守岗位，用更细致的检查守护着税款。

从“摊派”到“评议”的征收革命

1943年，关中分区因生产基础薄弱，全部税款被划为地方财政收入，用于补助县区政府开支。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让有限的税款“颗粒归仓”，成了关中税务分局的头等大事。

过去征收营业税，多用“摊派”方式，要么拍脑袋定指标，要么“大户多摊、小户少摊”，商户意见很大。1944年，关中税务分局率先试点“调查＋评议”的新方法：柳林税务局把五十余家商号分成四类，每类选两家典型深入调查，算出纯收益和应纳税额，再用“类比法”推算其他商户，最后交评议会讨论。这种方法既公平又高效，两个干部不到两周就完成征收，实征二十二万余元，比同样规模的新宁县多三倍。这些创新方法很快在边区推广。税务干部们常说：“收税不是‘刮钱’，是让商户明白，他们交的每一分钱，都变成了前线的子弹、医院的药品、学校的课本。”在柳林镇的评议会现场，商户福兴和的商人摸着税票感慨：“以前觉得税务局是来‘要钱’的，现在才知道，咱们交的税，都是给咱自己的娃修学堂、给咱的兵买枪啊！”

税票背后的家国情怀

1945年8月28日，关中税务分局的院子里格外热闹——全体干部把积攒的津贴拿出来，还抬来四头肥猪、五百斤白菜豆芽、两只鸡和一百五十个鸡蛋。“这些钱和物资，一半给受灾的乡亲，一半慰劳保卫边区的子弟兵！”分局领导的话音刚落，掌声便响成一片。

这不是关中税务分局第一次“暖心”。平日里，税务干部们收税时总多留个心眼：遇到卖病猪的农户，按条例减免税款；看到婚丧嫁娶买牛羊的，主动提醒“自用可免税”；碰到贫困商户，帮着联系合作社贷款……在他们的税票本里，不仅记着数字，更有着温度。

从1941年成立到抗战胜利，关中税务分局用四年时间，从一个“新生机构”成长为边区税收战线的“标杆”。他们立制度、斗走私、创新法、暖民心，用税票串起了抗战的经济动脉，用行动诠释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那些泛黄的史料里，不仅有枯燥的数字，更有一群穿着粗布制服、背着算盘和税票的税务人，在烽火岁月里写下的红色篇章——他们或许没有扛过枪上战场，却用另一种方式，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筑起了坚实的经济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