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云鸽

西周铜禁

2012年6月，在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出土了一组青铜礼器，这是1949年以来唯一经科学发掘的西周铜禁实物，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该禁体呈长方体，长94.6厘米、宽45厘米、高21厘米，器身厚重沉稳，周沿铸饰着精密的夔纹与云雷纹饰，历经三千年风雨侵蚀，器物表面布满斑驳的绿锈，却仍隐隐显出镌刻于其上的一段铭文：“饮唯祀（只有在祭祀时才能饮酒且不能喝醉），无彝酒（不要经常饮酒，平常少饮酒，以节约粮食），执群饮（禁止聚众饮酒），禁沉湎（禁止喝醉酒）”。这器物的名字便是“铜禁”。那一方承载酒盏的铜禁静静陈列于博物馆展柜，无言诉说着西周王朝对于“酒”这一象征权力与放纵之物的严格限制。它并非普通酒器，而是为祭祀场合专门承载酒器的案台，其铭文所传达的清规戒律，赫然镌刻于祭典器物之上，足见其神圣与严肃——其中蕴含的敬畏之心与规诫之道，穿越时空，依然在当代党风廉政建设中闪烁着启示的光芒。

“禁”之溯源：器物铭文中的制度威严

铜禁之“禁”，本身就承载着警戒与约束的深意。周人深知沉湎于酒，将导致政治腐化与社会紊乱，遂将禁酒之令铸于祭器之上，化为一种不可逾越的神圣规制。石鼓山铜禁之上所刻的规定，正如青铜本身的坚固与不朽，成为周代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更为关键的是，此种约束并非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而是透过庄重的器物本身得以具象化、仪式化。彼时当权者并非仅凭空洞法令约束百官，而是将行为准则铸于神圣祭器之上，融入祭祀仪轨之中，使制度兼具精神引领与实体约束的双重力量。青铜禁上的铭文是制度约束的具象载体，更是权力运行必须恪守的庄严界限——“器以载道”的古老智慧于此彰显无疑。

“铭”之昭示：历史教训与道德戒律

西周禁酒，其深层目的在于防范权力滥用与腐败滋生。酒，在古代社会代表着巨大的财富与资源，《尚书·酒诰》就尖锐揭示其关联：“庶群自酒，腥闻在上”——臣僚聚饮放纵，奢靡之风上行下效，必将败坏国家根基。铜禁铭文“无彝酒”“执群饮”，正是对这种危险的清醒防范。

铭文所揭示的并非仅为酒禁，而是对权力本质的深刻洞察：权力本身犹如甘醇美酒，既有维系秩序之善能，更有诱人腐化堕落之危险。周人将禁律铸于承托酒器的禁台之上，象征意义不言自明：权力越是集中之处，越需稳固的规范与监督作为基座。正如《尚书·酒诰》所警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统治者不应仅在水中照影，而应当以民心民意为镜鉴。青铜禁上的文字，因此成为一面折射权力本质、照亮制度设计的镜子。

今之启示：铜禁铭文映照清廉之道

今日观西周铜禁，其铭文精神如同一声悠远警钟，仍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廉政建设中发出深沉回响：制度如铜铸，贵在敬畏与具体。西周王朝将酒禁刻于祭祀礼器之上，赋予制度以不容亵渎的神圣性与真实可感的约束力。今天廉政建设同样强调制度的刚性执行与对信仰的敬畏——中央八项规定等纪律要求绝非仅仅停留于纸面规章之上，而是通过法律、党内法规、监督机制等多层次的体系，力求深植于人们的心中，如铜禁铭文般成为权力运行不可逾越的底线基石。

监督常在，如铜器上的反复铭刻。铜禁铭文清晰可见，因其镌刻于青铜表面，不容轻易抹除。这象征着监督必须如影随形、公开透明。巡视巡察、审计监督、群众举报、舆论曝光构成的严密监督网络，正是为了确保权力的轨迹时刻处于光照之下，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成为常态，而非虚饰的口号。

防微杜渐，治腐于未发酵之际。铜禁铭文对“群饮”的警惕，体现周人防微杜渐的政治智慧。廉政建设亦当注重“抓早抓小”，由“不敢腐”的震慑逐步迈向“不能腐”的机制约束，最终深化为“不想腐”的思想自觉。党员干部对微小诱惑的一次次抵制，正是防止“群饮”式塌方腐败的关键防线。

文化浸润，以古承今滋养正气。铜禁作为礼器，承载着周人“敬德保民”的价值追求。今日廉政文化建设同样需要我们从中华优秀传统政德观中汲取养分。西周铭文所透射的敬畏、克己、责任之精神，与当代我党倡导的忠诚、干净、担当要求，在精神血脉上遥相呼应。弘扬廉洁文化，正是将清廉基因融入民族血液的长远之道。

站在陈列西周铜禁的展柜前，凝视那斑驳铜锈间依然清晰可辨的古老戒铭，仿佛听见青铜深处传来绵延不绝的警示。三千年前周人以青铜铭文镌刻权力告诫，今日我们更当以制度与文化为基石，在时代洪流中构筑起更为坚固的清廉堤坝。铜禁无言，铭文有声——那“饮唯祀，无彝酒”的铮铮古训，依旧在为今日中国荡涤作风、涵养政德提供深沉的历史启示。当我们自觉将其内化为每一位党员干部的精神律令，必将铸就一份更为坚韧、更为纯粹的当代政治品格。这正是铜禁跨越时空的永恒回响，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