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填写干部履历表时，对“何时参加革命工作”这一栏特别恼火：上山下乡在农村呆过一天也算参加“革命工作”，而同样从学校归来在村里下死力抡了几年镢头就是不作数。中学时代，地处城乡结合部的笔者与城镇同学杂处，无形中“非农”的总觉得比农村孩子高出一头；一样的分数，非农子弟可以上不了大学上大专，大专上不了上技校，而乡下孩子往往成绩高出一大截，也只得回家“打牛后半截子”。我的一位后来考入北大的同窗，当年拼命的动力即来自于要改变身上的一个“农”字，因为只有如此方可“草鞋”变“皮鞋”，从而追上那位在其家乡插队后返城当上护士的女知青。后来涉世深了，方发现中国横在城乡之间的差别岂止是这些。吃公家饭者，退休有退休金可领；受伤因公可吃劳保；提拔任用、当公务员是人家的专利。而在一个五千年里以农业立国的国度，乡下人则似乎只有缴公粮和各类赋费的义务。不要说连“离休”、“疗养”、“出国”之类的美差做梦不敢望其项背，前几年,劳作一生八九十岁的老人依旧要照收皇粮国税。因而八十年代路遥《人生》里主人公喟叹“天底下再没有比农民更可怜的”，话语一出博得了一片共鸣。
　　城乡二元结构的畸形社会造成了无数的惨剧，它令无数志士扼腕，也致民族蒙羞。我们不得不承认近年来国家利农政策的出台，背负在他们身上的重担有所减轻。但也应该承认问题还远远谈不上解决。由于他们还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土地出售和出租的受益大头装进了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口袋；特别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居民所占有的社会保障资源不到百分之二十，经过层层“跑冒滴漏”真正到了他们身上仅有星点。靠“希望工程”支撑的教育愈见其无望。没有社会保障，特别是我国卫生费用公正性居188位（全球倒数第4）的尴尬窘境更令人伦悲剧层出不穷。在近日见诸报端的就比比皆是。
      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农民尤国英，突发脑溢血，因无钱医治，年仅47岁的她被子女活活送进火葬场，后被殡仪馆人员发现方救得一条性命；（见11月18日中青报）
      吉林农民刘高伟的妻子患结核性脑膜炎并非无药可医，但为治病花费的几万元弄得倾家荡产，他只得为28岁的妻子申请安乐死；（见10月1日央视《东方时空》）
      没有社会保障无奈痛不欲生的岂止是上述几例，又何止农民本身。据《北京晚报》8月3日报道，身患肝癌的刘国志在首善之区的北京爬上20米高的广告牌，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2001级硕士生杨永春因无钱治疗淋巴瘤细胞性白血病，对媒体表示愿“卖身”；（见7月14日《东方新报》）……
　　然而在面对社会一片不满之时，曾被毛泽东斥为“城市老爷”的某行政当局近日竟出而反而否认医改不成功的断言，怎不令人齿冷。
      大道无形，大痛无声。没有社会公正，所有的浮华繁荣都会昙花一现，如过眼烟云。没有效率，公正固然是一句空话；没有公正，效率也无从谈起。缺少话语权的弱者用眼泪诉说着他们对公正的渴求，漠视他们的泪珠将会遭受沉重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