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孝运

　　在文学的广袤天地里，安黎宛如一颗独特的星辰，散发着别样的光芒。他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也是一位严谨负责的文学刊物编辑。安黎的人生，交织着对社会的忧患与写作的闲适，犹如一幅层次丰富的画卷。

　　从《我是麻子村村民》《小人物》到《丑陋的牙齿》，从《痉挛》到《臭脚丫走过故乡路》《农民工》，再到近几年关于教育的讲座，他始终怀揣着一颗炽热的心，试图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唤醒更多人改变不良习惯，以及那些由不良习惯衍生出的社会顽疾。

　　安黎将自己的所学、所知、所思、所想，以更加深刻的方式表达出来，对人生和社会进行深层次思考，期望给人们带来启示和感悟，引领大家走向醒悟。他认为文学不仅仅是文字的排列组合，更是对人性、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剖析。文学应该是真实生活的镜子，映照出世间的善恶美丑、悲欢离合。

　　他的文化之根深深扎在三秦大地的黄土之中，但他的小说与以往的陕西作家风格迥异。他的艺术观念和写作方法带有强烈的现代气息，与代表的传统小说拉开了距离。西北大学教授费秉勋这样评价：安黎比较孤独，不喜欢扎堆，不张扬，勤奋刻苦，埋头读、写、思考。他的读书范围很广，外国书籍占比很大，且善于读书，能消化吸收为自己的血肉。

　　看过《我是麻子村村民》后，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安黎对社会、对人生忧患意识的根源。他的母亲勤快善良，父亲是村里的能工巧匠，他们不辞辛劳地拉扯孩子们长大。安黎凭借勤学聪慧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但他参加工作后收入紧张，既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弟弟妹妹。即使工作多年，他仍放不下家人，也会热情地招呼亲戚朋友。我曾和安黎在一个院子居住，他家里经常迎来一批又一批亲戚朋友，他一视同仁，却也因此变得入不敷出。

　　安黎的闲适体现在精神层面，实际是安黎思维活跃的体现。在西安北稍门那间居所，他一住十多年，房间里最多的就是书籍。中外文学名著、国内国际经济与贸易以及多个领域的书本琳琅满目。即使搬到北郊，家里最多的依然是书籍，连嫂子都颇有怨言，觉得他把书看得比什么都金贵。他鲜少涉足社交场合，却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自由翱翔。他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通过读书、开悟、领悟，集纳智慧与思考，形成自己的精神硕果。他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关注社会发展，透过现象看本质。他用自己的经历和不同人物的语言写作，让读者看清社会的真实一面。

　　他常常感慨社会现象和人生故事，用犀利的眼光发现问题，用尖锐的话语指出问题。在虚伪的人面前，他或许显得“狂妄自大”，但了解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的良苦用心。他希望用文字感化人、启迪人，让世人看到假大空的危害，领略真善美的益处，看清社会的本真。

　　安黎，在忧患意识与闲适生活之间，用文字书写着独特的人生篇章，也用自己对文学的深刻见解，为文学天空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