贠文贤

　　在乡土文学这片创作天地里，我怀揣着梦想与热情，也在努力探索，而贾平凹先生对我作品《大梁村》的评析，让我对乡土文学的“土”与“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一、三则短信引发的思考

　　2024年12月13日，那是一个我永生难忘的日子。就在那天，我竟意外收到了贾平凹先生发来的短信。短信内容字字如金：“读《大梁村》，我觉得是优秀之作。生活气息极浓，语言朴实但有力。”在此之前，我与贾先生素不相识，也没有任何人从中牵线搭桥，他能在百忙之中阅读我这个新人的作品，还给出这样高的评价，这让我内心的激动简直难以言表。

　　仅仅过了一个月，惊喜再次降临。贾先生又发来了第二条评价信息：“《大梁村》是一本生活气息浓厚，人物鲜活，年份跨度长而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好作品，读起来非常有意思，有启示。”看到这条短信，我心里充满了好奇，特别想知道自己的作品到底是什么原因得到了贾先生的青睐。

　　到了2025年4月18日，贾先生在婉拒记者采访时，还特意留言说该书“确是本好书，让他们多宣传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品读这三则短信，我的内心除了激动和感激，更多的是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贾先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呢?贾先生用“优秀之作，生活气息浓，语言朴实，人物鲜活，记录了这个时代，有意思，有启示”这些词汇来评价我的作品，总结起来就是“浓、鲜、实”这几个字，而这恰恰是现实主义乡土文学的核心精髓。

　　贾平凹先生的创作一直深深扎根于乡土大地。他笔下的商州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传统习俗，在《古炉》《秦腔》等经典作品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在《古炉》后记里写的“我写农村，得把自己变成农民”这句话，给了我极大启发。就像柳青扎根蛤蟆滩、陈忠实守望白鹿原一样，与土地紧密相连是他们创作的根基。我和贾先生都是土生土长的秦人，对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们都太熟悉了，或许正是这份共同的生活体验和浓浓的乡土情怀，让贾先生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关注我的作品。当然，贾先生只专注于作品本身、不看作者身份的高尚品格，更让我打心底里敬佩。

　　作为一名文学新人，我很清楚自己作品的不足和差距。每次回想起《秦腔》里的麦收场景，那扑面而来的鲜活劲仿佛把人拽进那乡村世界。再看看我在《大梁村》里描写的饲养室开会、打麦场劳作等情节，明显感觉缺少那种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这也促使我不断思考乡土文学中的“土”与“真”。“土”是乡土文学的底色，它意味着要保留乡土生活最质朴的一面，哪怕是那些看起来粗糙、不太雅观的部分;“真”则是乡土文学的灵魂，要求作品既要反映生活原貌，又要展现人性的复杂多面，追寻人与土地在变迁中的轨迹。这两者相互依存，构成了乡土文学独特的魅力。

　　二、在细节、语言与人物塑造中展现乡土本色

　　在北京举办的《秦腔》研讨会上，有人评价说，《秦腔》问世后，贾平凹“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农民，他要表现的是农民的内涵，挽留农民这一古老事物代表的精神”“在这部作品里，农民的内涵和精神通过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耐人寻味的细节以及精彩感人的语言，全方位地展现了出来，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真实而生动的中国传统农村、农民的风俗画卷”。

　　(一)毛茸茸的细节描写：增强了乡土叙事的真实感

　　贾平凹先生说过：“小说的生命力在于细节的真实，细节是作品的神经末梢。” 他所倡导的“毛茸茸的现实主义”，就是要把生活最本真的模样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我觉得，那些看似粗糙、甚至有些不太雅观的细节，更有生活的质感，更能让读者感受到真实的生活。

　　我写《大梁村》时，其实也注重细节描写。比如在“批评帮助”这一章里，我写了身怀武艺的生产队长聂老大曾欺辱一名妇女，在批斗会上，“聂老大调整弯腰姿势时，猛地一拳打在他鼻翼上，他躲闪不及，鼻血直流。原来是这位妇女的男人嚯地站起来，扑向前，憋了一年多的气就用这一拳来还”。当时我还挺满意这段文字。

　　但当我读到《秦腔》中夏天智如厕的场景时，才真正见识到了什么是顶级的细节描写：在那个场景里，苍蝇嗡嗡地飞着，夏天智随手捡起土块来擦秽物，粪汁透过茅板滴落在猪圈里母猪的背上，那母猪还惬意地哼哼着。这些看似粗粝的细节，把乡村真实的生存场景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没有手纸，只能用土块，继而出现尴尬的境况。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气息，是生活最本真的样子。

　　还有《秦腔》里夏天智葬礼的细节描写，简直太经典了。儿媳白雪既要尽孝守灵，又不得不为吊唁的官员唱戏，这种身份上的冲突和撕裂产生了强大的艺术张力，比那种直白地渲染悲情更有震撼力。回过头再看我在《大梁村》里对金玉秀离婚后的描写，虽然也写了她卖血求生、当街昏厥的艰难处境，但和《秦腔》里直击人心的细节相比，就显得太单薄了。贾平凹先生曾说自己在细节描写上还需要不断学习进步，我就更得加把劲努力学习了。

　　(二)粗粝的方言运用：凸显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蕴

　　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来讲，方言可不只是人们日常交流的工具，它更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巴赫金在《对话理论》里提到：“民间语言蕴含着未被规训的生命力。” 贾平凹先生也强调：“方言是解码地域文化的基因序列。”

　　郝振宇先生在一次分享会上说，一个作家只有“找到自己的句子”，才能用最合适的形式和语言讲好自己的故事;他说我在《大梁村》里找到了一种介于纯陕西关中农村语言和西安普通话之间的独特表达方式，虽然还不够成熟，但也克服了土话的地域限制和普通话可能存在的“虚假性”。其实郝先生过奖了，我不敢说自己已经找到了专属的语言表达方式，但我确实一直在努力学习，尤其是用心学习贾平凹先生的“方言写作”和“地域语言”运用技巧。

　　我觉得贾平凹先生以陕西方言特别是商洛地区的语言，把俚语、土语、民俗谚语和地域文化深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不仅生动地还原了乡土社会鲜活的语境，还通过方言特有的韵律感和文化隐喻，构建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学世界。就像在《秦腔》里，大量的陕西方言对白，不仅清晰地凸显了人物的身份，更是地域精神的一种体现。这说明了方言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价值：它“不是简单地展示民俗，而是要让文字在文化的土壤里真正扎根生长”。

　　赵树理、柳青、陈忠实的语言风格对我有一定影响，但贾平凹先生的方言写作、地域语言运用、还有那种生活流的表达方式，对我的影响最大。学习的过程并不轻松，就拿《大梁村》第94页“开社员会”中的一段来说，写金文涛想抽烟，要别人给他装烟点火，闫老三说，“看把你自在谄活的，都别弄，今天就憋死他。他们俩，还有于恭让，好的时候狗皮袜子不分反正，‘杠’起来时，又一个不饶一个”。刚开始我觉得这段写得还不错，可读了贾先生的经典对话后，才感觉到差距之大了。像《古炉》里“你驴日的比粪坑里的石头还硬”这句骂人的话，看似简单粗暴，实际上它既是个人情绪的发泄，又体现了乡土语言的那种“野性”;既是语言艺术的创造，又蕴含着一定的文化批判。还有《秦腔》里引生的疯癫之语“我是土地爷裤裆里蹦出来的”，既贴合人物的精神特质，又和《诗经》里“履帝武敏歆”的原始意象相呼应。贾平凹先生用这样极具冲击力的语言，深刻地反思了人性、历史和文化，展现出了文学大师深厚的艺术功力和思想深度，让我深受震撼。

　　这也让我明白：学习不能只学表面，要是不理解其内在思想，就算学到了外在的形式，也是肤浅的。

　　(三)乡土人物的塑造：在矛盾褶皱里展现生命厚度

　　贾平凹先生在《文学与地理》里说过：“乡土人物的灵魂，往往藏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矛盾褶皱里。”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提出的“扁平”与“圆形”人物理论，打破了传统“好人 - 坏人”的二元对立模式。在乡土写作中，鲜活生动的农民形象，就展现在他们的生存困境中，就反映在现实生活的各种矛盾和悖论中。

　　《秦腔》里夏天智这个人物的塑造就非常成功。他作为乡村知识分子，一方面主持祠堂祭祀，努力维护传统伦理;另一方面又默许儿媳白雪在丧礼上为官员唱戏。这种矛盾在“他擦拭祖先牌位的手突然颤抖”这个细节里爆发出来，生动地展现了乡土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撕裂感。再看我在《大梁村》里对丁锁柱、易建设的塑造，虽然也试图表现他们性格的两面性，但和《古炉》里的狗尿苔比起来，就感觉缺乏那种对深层人性的挖掘。狗尿苔既是“文革”暴力的受害者，又是偷窥隐私的怯懦者，还是暴力行为的帮凶，这样复杂多面的人物形象，把特殊时期人性的复杂展现得淋漓尽致。贾平凹先生曾指出：“农民身上的善恶交织，往往比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更具美学价值。” 就像狗尿苔这个人物，让人对他又爱又恨，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在人物关系构建方面，《秦腔》通过引生对白雪的畸形爱恋，构建出“疯癫者 - 秦腔演员 - 乡村权力”这样一个充满张力的三角关系。其中“引生吞食白雪头发”这个荒诞情节，既符合弗洛伊德的相关理论，又和关中民间“发肤通灵”的巫术观念相契合。受此启发，我在《大梁村》里构思于刚乾和金玉秀的恋爱关系时，添加了席养涵对金玉秀的暗恋，还觉得不够，又加入了丁锁柱对金玉秀的迷奸情节，本想让故事跌宕起伏，可写出来却还是感觉有些平淡，原因可能就是与人物关系缺乏足够的张力和厚重感有关。

　　这些创作实践让我明白，要想把乡土人物塑造得更加生动感人，就需要深入挖掘人物的内涵。这包括对农耕文明伦理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对生活的丰富性、人性的复杂性有更敏锐的洞察和感悟;对个人的遭遇、个体的命运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升华;还要对土地哲学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追问。就像加缪在《西西弗神话》里说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在于呈现生存的全部矛盾重量。” 贾平凹先生也说过：“好作品要写出人性的挣扎，就像泥土里总有草根在顶。”

　　三、坚守乡土本色：处理好记录时代与艺术加工的关系

　　贾平凹先生评价《大梁村》“年份跨度长而记录了这个时代，有启示”，这看似简单的评语，对我来说却意义重大，分量极重。我心里清楚，要想真实地反映这段历史，尤其是反映特殊年代的社会变迁、制度变革，真的是困难很大。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会涉及到很多敏感话题，如何处理好艺术加工和记录时代之间的关系，成了我写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周养俊先生评论《大梁村》“巧妙地化解了这些难题”“没有直接去描述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矛盾，而是通过村民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分歧和冲突，比如对生产方式的不同看法、对利益分配的争议、选举夺权反夺权的斗争等，从这些小的方面入手，来反映时代大背景对乡村的影响。这种以小见大、迂回曲折的写作手法，让作品既有历史的真实感和厚重感，又不失文学的艺术性”。很感谢周先生的认可，其实在初稿中，我也写过真实历史事件的激烈场面。但在修改过程中，我又重读了贾先生的《古炉》，借鉴了他的表达手法。

　　我发现《古炉》在处理某些题材的时候，有着独特的艺术策略。它采用碎片化叙事的方式，消解了历史的宏大性，以陕西古炉村的日常琐事、民俗风情为载体，把时代背景转化为个体命运的微观呈现。贾先生刻意淡化对历史的直接评价，而是把重点放在刻画人性的复杂上。像善人用“说病”的方式守护民间良善，守灯在隐忍中进行反抗，霸槽在权力欲望的驱使下逐渐异化，狗尿苔的个性被扭曲等等，通过这上百个人物，勾勒出了那个时代漩涡中的众生相。同时，作品还融入了东方神秘主义元素，比如蚕婆剪纸通灵，狗尿苔能感知到灾祸，这些元素在给作品增添魔幻色彩。这种把政治暴力转化为文化寓言的手法，既避免了直接批判带来的政治风险，又通过扎根土地的写实笔触，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己去感受和体验那段历史。

　　这让我明白，反映历史不是说场面越大越好，关键是要能以小见大，在细微之处展现宏大的历史背景。要坚持乡土叙事的本真，留下真实的历史轨迹。

　　有了这些感悟之后，我开始对《大梁村》进行修改。我删掉了一些宏大场面的描写，围绕选举夺权、反夺权，展开于刚乾、席广田与聂老大、丁德让等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个人恩怨纠葛。在写“包产到户”的时候，通过于刚乾主持召开两次调查会的细节描写，让不同人物表达不同的观点，甚至互相争辩，以此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思想争论。这样，既规避了政治风险，又能让读者了解到历史的真实情况。

　　当然，要想真正反映历史真实，塑造好特殊历史环境中的特殊人物至关重要。在《古炉》里，狗尿苔因为“成分问题”长期遭受歧视，为了生存，他从最初的怯懦畏缩，逐渐变得会察言观色、趋利避害，最后甚至蜕变成了施暴者，在参与抄家时，他率先砸毁青花瓷瓶，还对同类进行凌辱。这就是特殊时期人性的撕裂和异化。在《大梁村》里，对于丁锁柱，我也想展现他的人格扭曲，但总觉得写得不够深刻，缺乏那种撕裂感。

　　还有金玉秀这个人物，她的原型其实有三个，从纯情少女，到被迷奸嫁人，再到离婚、下岗失业、卖血求生。对初稿里的这些素材堆砌，我不太满意。重读《秦腔》时，看到白雪这个人物，秦腔演员、儿媳、现代女性这三重身份融合在一起，她的挣扎既有个人层面的，又具有时代特征，于是在修改时，我增加了金玉秀断腕寻死等情节，希望通过在命运面前的个人挣扎来增强厚重感。

　　我也知道，想要通过艺术提炼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真的是太难了。贾先生说过：“好细节要像麦芒，既扎手又闪光”，想要做到这一点，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在探索中不断前行

　　通过研读贾先生对《大梁村》的三次评析，学习他的乡土文学理论，我渐渐领悟到在创作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的三个难题：写亲身经历的时候，不能像倒豆子一样一股脑全倒出来，要学习《秦腔》里的“提纯术”，从生活里筛选出最有价值的“金子”般的素材，搭建起作品的框架;写苦难往事的时候，不能写成声泪俱下的诉苦，要领会《古炉》里的“超越性”，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人间的悲欢离合，展现出历史的深度;写时代变迁、制度变革的时候，要借鉴《古炉》避大就小的方法，运用“寓言化”手法，折射出时代的变迁，而不是停留在政策文件的表面去解读政策。

　　作为文学新人，我深知《大梁村》还有诸多不足之处，我自知差距很大。贾平凹先生的三次评价留言，对我来说既是鼓励，也是鞭策。乡土文学承载着土地、人民和时代的记忆，我将在创作道路上不断学习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