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深圳女工熊绍敏，因为和同事吵架而被剥夺了加班的资格，这件事竟然让她情绪激动以至于脑血管爆裂，她为什么会如此激动？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她不是出于对工厂的热爱，也不是由于忘我劳动的神圣情感的激发，而是出于一个简单而务实的理由：不加班，就不能获得加班费，而这100多元的加班费，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月的伙食费。
    熊绍敏的遭遇，用一种类似黑色幽默的方式再次提醒我们：一个人，如果不能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则他的其他任何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即便他在法律上拥有这些权利，那也不过是聊胜于无，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以熊绍敏为例，难道她不知道在八小时以外，有休息的权利吗？我想她应该知道，因为自从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在大罢工中提出“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的口号之后，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就成了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准则，而且这一点也已经明确载入了我国的各种劳动法规；难道她不愿意利用这些时间和她同在深圳打工的丈夫团聚吗？我想这正是她所渴望的，因为除了丈夫，她在深圳举目无亲。但迫于匮乏的压力，她把这些权利和亲情，都“自愿”地放弃了。
    熊绍敏的遭遇，也让我们警觉到，一个人的自由，既可能因为暴力强制的原因而被剥夺，也可能因为非暴力强制的因素而被剥夺，而非暴力强制之所以能够得逞，就是因为匮乏的存在。这些年来，人们对暴力强制充满了警惕，但是对非暴力强制——由于其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自由交易”——我们了解得却不够多，对其警惕性也不够高。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我们还会发现，匮乏所导致的非暴力强制，还会造成其他的人间悲剧。
    在一个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里，应该人人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享有了这种自由，人们才能在免于暴力强制的同时，也免于非暴力强制，这样的自由，才是一种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相统一的真正的自由。
    要使得人人都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国家就应该建立起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在内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应该用健全的劳动法律来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同时最重要的，要让劳动者能够用组织起来的力量来和资本博弈。最终我们应该确立这样的信念：人人都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是国家责无旁贷的义务，也是每个国民与生俱来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