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5点钟，当古城的大多数市民还沉醉在甜蜜的梦境之中时，在西安著名的大雁塔广场西侧的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操场上，蒋普权就和他的妻子李晓玲早早起身，开始了他们的清扫工作——他们必须赶在7时多学生上学前打扫完毕。
    打扫这个总面积为49.7亩的标准操场是蒋普权的主要职业。同样的标准操场，在别的学校需要十个以上的工人维护，但在这所学校，蒋普权和他的妻子两个人就打扫的干干净净。为此，校方每月付给他们2390元工资。
    忙完清扫工作，他回到临操场而建的陋室，擦把满脸的汗水，简单吃过妻子做好的早餐，便走进他的“创作间”——只有6平米，一人高，里面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之外再放不下别的东西的小房间里，开始挥洒笔墨；就是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他创作出数以千计的书法作品，也写出了一些振聋发聩的文章；间或他的那个旧的看不出牌子的手机发出声音，基本上是社会上慕名而来的单位去请他写字或做书法讲座，他随即换上仅有的那套廉价西装，往往一辆豪华的小车已经等在学校的大门外。当他匆忙走过校园之时，路人投给他的目光中多为钦佩赞赏，当然也不乏妒忌和猜测。
    夜幕降临时分，在曲江“大唐博相府文化艺术酒店”的大堂上，身着一袭长袍的蒋普权，在灯火辉煌的海内外客人面前挥毫泼墨，赢得一片赞赏。
    蒋普权何许人也？4月19日上午，记者采访他时，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写满了各种头衔。但记者知道这些头衔没有一个带给他级别和薪水，作为一个来自乡下的农民工，他在这个城市安身立命的根本还是一个校园的清洁工。但与这个城市千万清洁工不同的是：他这个手抓扫把的农民工，自费读完中央党校18门课程，不但是颇有名望的的书法家，曾三次站在人民大会堂领奖台上，获得陕西青年文明号和蓝田县个体劳动模范荣誉，还因写下十四万余字材料“上书”中央提出反腐倡廉建议受到高度重视，两度被评为陕西和全国的十大新闻人物。这也才是促使记者专程采访他的动机。陋室里成就出自成一派的书法家
    在这样一间简陋狭小的小屋里，记者采访蒋普权时最想知道他的仗义执言故事，不料他先给记者
    侃起他的书法来。能看出他有他的生活，更有他生活中的情
    趣。他生活在闹市街
    头，每日为生活奔
    波，而修习
    书法
    却是他不寐的追求。1960年代出生在西安蓝田乡下的蒋普权从小痴迷书法，但是家境贫寒，贫穷的生活让他无力描绘自己的梦想，但对书法艺术的孜孜追求从未懈怠。1978年穿上军装后，终于有了舞文弄墨的平台，他常常在一天的紧张劳碌之余，挥毫泼墨，拉两首曲子，吼一段秦腔，跃然纸上的墨香，高亢激越的旋律便会使他的烦恼、疲劳散飞于九天云外。
    蒋普权有一句名言：“活出好人格”。在他的心中，书法家共分六类人，写字的、描字的、画字的、刷字的、排字的、做字的，他把自己归列为“写字的”。他认为，要想写出刚劲有力的、形成自己独特的字体，就应该把自己性格和情感融入到书法艺术中来，写出有生命的字。有评论家称他的书法“融合了魏碑和唐楷，大字遒劲有力，小字外秀内慧，两者相配，既有刚健之美，又有婉约之风，自成一派，飞龙走蛇，颇有功力”。
    蒋普权对于“陕西省著名书法家”这一称谓，很淡然的对记者说道：“这并不是说我要当个书法家，是大家都管我这样叫，书法家的称谓是大家赋予我的。”他曾从2008年到去年连续三年为西安大南门写过对联，为驻陕的某集团军题写“忠诚，砺剑”被勒石留念，作为西安曲江文化示范区文化代表，在2009年“领秀曲江”文化活动中，他现场挥毫题字“领秀曲江”送给曲江集团。他很清贫，但许多请他写字的权贵因为声名狼藉，即使给报酬他也不去；平民百姓上门相求，他往往分文不取，字纸全送。就在记者采访时，他的一个家居西郊的
    朋友小李因一个朋友英年早逝上门求写挽联，他马上放下碗筷，就在院子动起笔来，一连写了三幅直到这位忘年交朋友心满意足地离开。
    字如其人，淡薄名利，只求知己，在捡来的旧桌子上铺块毛毡布，这就是蒋普权挥毫泼墨的舞台。他虽然是个农民工，却不甘平淡，驰骋在书法艺术的海洋中，写出了不寻常的艺术人生。“凉皮议员”的称号使他名扬国内
    1983年，当了5年兵的蒋普权从部队退伍回来。为了谋生，他用仅有的240元复员费和妻子李晓玲在蓝田县城摆了个凉皮摊。
    凉皮摊虽小，却折射出一个大世界。来吃饭的人形形色色，各行各业都有，而且什么话都敢说。有的吹嘘自己的升官诀窍，有的谝生财之道，有的传内部情报，有的说民间笑料，其中很多话题都会涉及到社会上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
    于是，他利用自己“职务之便”，白天在凉皮摊听到一些议论，晚上收工回家了，帮妻子蒸完凉皮，就在灯下将这些材料整理出来加上自己的思考，写好后送到相关政府部门。几年间，他针对当地个体经济的现状，写出《关于蓝田县经济发展与市场形成的拉力效应》、《个体经济发展市场调查》、《热建农贸市场农贸市场的冷观察》等等，他的很多材料来自实地，有事实有依据有对策，给当地党政机关改善管理发展经济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他的凉皮摊子摆在某政府机关附近，每天耳闻目睹的腐败问题使他这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一介平民难以安眠。在灯光下他凝神思索，展卷疾书，写开了自己的“反腐议案”。他思路敏捷、笔锋犀利，一下笔便语出不凡：“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鬼子，而今反腐败开展了几十年，腐败仍然十分猖獗”。为此，他提出《反腐倡廉五点建议》：一是应当充分认识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将反腐败斗争当做大事来抓；二是人事组织部门应当实行责任制，立军令状；三是先从领导干部身上开刀，尤其是司法、行政、经营管理部门，要从严从快处理，四是针对腐败分子上下勾结的现象，建议对包庇腐败的官员加强打击力度。他还建议国家监察机关将每年10月定为“反腐月”，提醒人们不忘反腐，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并组织力量明察暗访，向腐败现象发起冲锋。
    他观察和思考问题缜密、细致、尖锐，有极深刻的洞察力。他说：“小偷偷人，害的只是一个人，充其量不过一家人，党政干部贪污受贿，害的却是一方百姓，是千家万户。况且小偷偷人有许多具体原因，而腐败分子拿着国家工资，再去巧取豪夺，中饱私囊，那就罪不容赦了。因此，只抓小偷，不抓大盗，就会本末倒置，就会让百姓寒心。”
    他还一口气论述了八个怎么办，诸如腐败分子主持反腐败工作怎么办？贼喊捉贼怎么办？老鼠把猫养肥了，猫不捉老鼠怎么办？真假孙悟空，真假李逵难以辨认怎么办？秦香莲告状到陈世美手中怎么办？杨乃武和小白菜的现象咋办？这些问题都是反腐斗争迫切紧要解决的问题。他的论述有理有据，引人深思，对反腐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认识意义和指导意义。
    自己的努力得到上级的肯定和鼓励，他不由心潮澎湃，热血奔涌。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的瞬间，他不仅感到面对荣誉的惬意，而且顿觉肩上责任的重大。
    一个偶然的机会，《税收与社会》的记者获悉了这个认真纳税诚信经营的个体户的作为，大受感动，报道了蒋普权的事迹，接着省内外媒体的报道接踵而至，一时间令蒋普权“凉皮议员”的称谓名扬神州。最终与国内知名的牛玉琴、任长霞被评为十大新闻人物，同登人民大会堂领奖台。
    然而，对于蒋普权，他的“凉皮议员”生涯才刚刚开始。2005年10月，他看到西安两所中学招聘校长的启事，就挺身前来应聘。由于身份等因素制约，他没有如愿当上中学校长，却转身应聘上了师大附中的清洁工。不出半载，一份打印整齐洋洋几千字的《陕西师大附中塑胶田径运动场地管理实施方案》，就呈给了学校当局……
    在当今中国社会往往是“报忧得忧，报喜得喜”。何况在许多大人物眼里，这个不起眼的凉皮摊主或是后来的清洁工又何足论哉？但蒋普权依然故我，以一个公民的职责行使着由“宪法”赋予的权利。当代新传奇“一毛钱的爱情”
    在与蒋普权的交谈中，蒋普权的妻子李晓玲一直在旁边忙活着，由于收入菲薄，妻子李晓玲还在经营一个小卖部，不断应付着客户。就在记者不知不觉交谈中，她将两盘热气腾腾的菜卷端到了记者和老蒋面前。人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记者从这对和睦夫妻的简朴生活中真切感到了幸福。
    用蒋普权自己的话来说，他和妻子李晓玲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还是源于二十多年前街头一毛钱的糖糕。“有一次我去赶集，在她的小摊上吃了一毛钱的糖糕（当时一毛钱能买两个糖糕），付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身上没有带钱，当时别提有多尴尬了。李晓玲当时说，没事儿，你下次来了再给吧。我们就这样认识了，被人都戏称我们一毛钱的糖糕缘”。”
    蒋普权说，自己的老婆是个特实在的人，淳朴、老实。李晓玲说，他喜欢，我就无条件支持他。自己多做点儿事情，让他多出点儿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于李晓玲这位勤劳朴实的中年女人。大家都叫她“玲嫂”。
    “玲嫂”这句称呼，也是有一个小故事的。蒋普权告诉记者：“大儿子出生那会儿，我们两人都在县城卖小吃。为了做好生意，就把儿子送回了乡下家里。儿子一岁时，我俩回老家探望老人。有一次，妯
    娌俩拉话，弟媳把我老婆叫玲嫂，没想到儿子也跟着叫玲嫂，逗得一家人都笑了。想想自己比老婆小两岁，自那以后，我也就把老婆叫“玲嫂”了。
    她说：“两口子过日子，不可能不吵架。我们俩这辈子一路走来是吃了不少苦，可是人生下来第一声就是叫‘苦’的，凡事总是先有苦后有甜嘛。所以，我从来都不后悔当初一无所有就跟着他。在我看来，人活着一定要有自己的尊严，要始终知道自己姓什么名什么。如果没有了尊严，就算有再多的钱，又能怎样？钱买不回尊严。”
    回想起和蒋普权这么些年来走过的路，“玲嫂”感慨万千：“其实这么些年以来也挺不容易的，多少都有磕磕绊绊的时候。但是两个人过日子嘛，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情。”
    在蒋普权的眼里，玲嫂做生意精明能干，过日子精打细算，对老人孩子的照顾也是体贴入微。在他看来，自己的成功也有妻子的一半功劳。倾家荡产当“西漂”为圆两个孩子留学梦
    当年，“凉皮议员”名声大噪后，许多社会知名人士纷纷为蒋普权这个自费读过省市乃至中央三级党校，写下几十万字文章的民间奇才鸣不平。几家媒体还刊发内参反映他的遭际，期望能解决他的工作或待遇。蒋普权的现状还引起当时省委某主要领导的批示，但是最后经过层层推诿，终于化为泡影。
    在记者的视野里，一般老一代农民工都是在城市打工，赚钱供养老人和孩子在家里盖房子，以便老后叶落归根。谁能想到身居陋室蒋普权，人到中年却义无反顾地卖了房子贷了款，让自己的生活状态几乎又回到了原点，甘心情愿当起了“西漂”。
    蒋普权和妻子育有一儿一女。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蒋普权和妻子李晓玲商量之后便卖了房子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别把儿子蒋飞和女儿蒋鹏飞送出了国。儿子在马来西亚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女儿则在马来西亚北方大学学习酒店管理。
    蒋普权的儿子告诉记者：“我知道，像我们这样艰难的家庭，爸爸妈妈要送我和妹妹出国，每年花费上十万元。为此爸爸妈妈卖了家里的房子，还到银行贷了款。”
    在孩子的心目中，他们的爸爸妈妈也许不是最有钱最有权的，但却是自己心中最伟大的。他们也很懂事：“出国留学在很多人的眼里都是很风光很令人骄傲的，我知道自己家里的经济条件，所以同学们出去玩的时候我都不参加。因为我知道，出去玩，是要花钱的。我不忍心乱花父母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孩子的成绩是最让蒋普权夫妇骄傲的事情。儿女们没有给父母丢脸，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在学校里面都有着优异的成绩。
    蒋普权的儿子在课余时间还兼职带家教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
    蒋普权告诉记者：“送儿女们出国，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自己辛苦点儿没什么的，我是农村出来的，中国的农民是最能吃苦耐劳的。再说了，出国留学是孩子的梦想，为了帮孩子圆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值了。”
    蒋普权说，只要孩子以后能够成为国家栋梁，自己的努力付出就没有白费。而他的这一双儿女都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在学校品学皆优，儿子还担任了马来西亚大学的中国学生会主席。
    就是这样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中国农民工，他在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为自己的小家庭撑起了一片天空的同时，也一直都关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在蒋普权的人生里，他一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尽管各种角色的要求不同，他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诠释自己的人生。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他的生活里，打扫卫生不只是一种谋生手段，书法也不仅是用来展示自己才华的，而是自己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挥洒扫把与手执毛笔的每一撇每一捺，都是饱含深情的。而他关注社会民生，也只是尽一个公民的职责和本分。
    本报首席记者郝振宇
    采访完蒋普权回来的路上，记者脑际不断想起西晋大诗人左思的《咏史》。特别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这几句，这些天尤其激起了我的无限感慨和共鸣。如今事移世变，由于城乡分割的两元结构造成的羁绊，依然将多少如蒋普权这样的人才挡在了体制外，令人叹惋不已。
    夜半醒来，想起蒋普权的遭遇，思想又起一番波折——难道蒋普权被“招安”进体制才算人尽其才吗？原来自己的思想还是落后了时代，依然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思维的残留。这样一种亘古自今的人生窠臼，不但使历史上的千百万学子皓首穷经，无所作为，也窒息了创新思维和社会的活力。这种模式和活法该改了，而蒋普权用他的实践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记者当年学文学，有一个“新人”的问题。而蒋普权也许还算不上完全的“新人”，但应该说他的身上已经有了“新人”的某些印记：他用行动自觉或不自觉地冲破了旧体制的束缚，开始改变润土式的中国农民的传统命运，更重要的是大胆主动提高自身素质，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为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疾苦发声。胡适先生曾言“自由的金字塔，绝不是由奴隶来建造的”。托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涌现出来的千万个蒋普权式的新型农民工是公民社会的希望，也是我们社会的祥瑞。让我们为他们喝彩！——采访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