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友
1970年11月,为了消灭中国内地最后一块“青藏高原无图区”,中央军委命令,以总参第六测绘大队(后为兰州军区第一测绘大队)为主的8支测绘部队迅速集结于此,开展为期5年的中国西部1∶10万测图大会战。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多名战友受伤致残或牺牲。最终,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作为亲历者,我至今刻骨铭心。
腾格里沙漠:沙尘暴突袭
1969年底,我参军了。从铜川半截沟村来到甘肃临夏,被分到总参第六测绘大队第十中队,成了地形测绘兵。
1971年3月,我们以临战状态进军腾格里沙漠。6月15日早,我们到一个沙蒿坑作业。返回的路上,天突然暗了。一看东边,只见黄沙滚滚遮天蔽日向我们而来。
向导巴图说:快找地方躲起来,不要分开。他领着我们跑了好一会,在两座大的沙山凹处让我们下了骆驼。他把四峰骆驼头对尾的围成一圈,让我们手拉手站在中间。这时,不能用嘴呼吸,否则沙子会灌满嘴;不能坐下,站着腿要不断往上提,不然会被沙子埋住。我们用纸塞住耳孔 ,戴上了防沙眼镜,用帽子捂住脸部。
很快,风带着沙子扑来,天由黄色变成黑色。我眼前一片漆黑。风越刮越大,呼啸的风带着沙子和豆粒大的碎石,劈头盖脸打在我们的身上、脸上,疼都变成了麻木。我感觉好像在一个大坑里,上边有好多人用铁锨铲土活埋我们。风越刮越大,我们闭着眼睛,闭着嘴,不断地掏鼻孔填满的沙子……我们都穿着单衣,又冷、又渴、又饿,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任凭风沙吹打。
第二天早上风停后,我们都成了沙塑的人了。耳朵里,嘴里全是沙子,脸上也糊了厚厚的一层。虽然戴了防沙眼镜,眼角仍然满是细沙,两只眼睛都红红的。鼻孔里填满了沙子,堵得气出不来。头上、脖子里,身上全是沙子。更可怕的是,我们来时的沙丘沙山全部变了样,巴图说我们迷失方向了,在大风来前我们走到了反方向。后来,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才回到驻地。
野马滩:大雪山里“打游击”
1972年初,开始到青藏高原无图区作业。在祁连山腹地的野马滩测区,我们开始了野外“打游击”的生活。
“打游击”非常艰苦,全靠两条腿步行。每个人的负重都在二三十公斤,穿着棉衣和皮大衣爬雪山。积雪大多数都在膝盖以上,一不留神踩空了掉进雪窝里,雪一下就埋到胸口以上,需要两三个人才能拉出来,弄不好还会跌下深渊。
外出作业,好多地方骑不成牲口,有的测点当天回不来,需要过夜。在这地冻如铁,风大如斗的大雪山中,三四个人立不起来帐篷中间的铁柱子。立起了铁柱,用八磅大锤砸不进固定绳子的角铁。有时角铁砸弯了,就找来大石头把绳子绑在上面。晚上大风呼啸撕裂篷布,多次刮倒帐篷把人全卷在里边。
回到帐篷,又冷、又饿、又累。帐篷里,地上是冰冻层,就睡在上边。钻到潮湿阴冷的睡袋里,睡袋上先盖棉衣,再盖被子,被子上再盖皮大衣,头上还戴着皮帽子,怕把鼻子冻坏,脸上还盖着护脸。但时间一长,身下的冻层化了,人就睡在了泥糊上。晚上还得趴在用罐头箱和资料箱垒成的桌子上进行计算,有时候睡着了,醒来全身都僵了不会动。
一天晚上,睡到半夜,小狗哼叫抓我,我听到外边河水响声很大,急忙打开帐篷门一看,暴涨的河水已经离帐篷二三米远。我赶快叫醒大家,搬家到离河更远更高的地方。第二天早上来看,夜里住的地方已成河的中间。那条小河已成了水流湍急的大河。
祁连山腹地:遭遇晴天霹雳
1972年7月,我们转战来到祁连山腹地哈拉湖,这里是无人区。
7月24日,我们骑马去哈拉湖采水样,并确认湖岸线,插一个点的测旗。走到半路,冰雹袭击了我们。过了一会,又天气晴朗,无一丝云彩。我们打马快跑,快到湖边了,突然马停住不跑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觉得头皮一麻,眼前一道刺眼的白光从天到地,紧接着一声炸雷震得我们耳朵嗡嗡直响,像失去知觉一样,等反应过来赶紧下马蹲在地上。等了近半小时,天还是那么晴朗,太阳还是那么明亮,周围仍然没有云彩。我们才牵着马慢慢走到湖边。
我们谁也不说话,想着刚才发生的事,只觉得后怕。是不是马有感应才停下,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不是马停下,我们就有可能被雷电击中。这就是晴天霹雳呀。
9月13日,我们在门源青石嘴河道里调绘。晴朗的天空突然变了,雷电交加。我们赶快下马,分散开,蹲在那里。
一道道刺眼的白光,从半空降临到河两边山顶石峰上。紧接着,炸雷一个接一个,震得整个山谷直响。瞬间,整个河道里都被乌云填满。黑云就在我们头上盘旋,几乎要把我们吞没。大风大雨冰雹,向我们袭击,现场非常恐怖。
我们不敢站起身,又怕发洪水,只能蹲着慢慢向河岸上移动。大约过了1个小时,乌云才褪去,雷电停止。我们抓紧时间完成了任务。
后来才知道,我们另一组人在山上更危险。雷电来时,他们钻进了一个石缝里,雷电就在他们的头顶和眼前轰击。我们都命大,又躲过了一劫。
哈拉湖:战友兄弟情深深
1972年7月26日,付班长赵仁祥和王圣泽去作一组控制点。下午他俩骑的马驮着干粮、水壶和枪回来了,他们却没有回来。我们找到天黑都没有找到。就在帐篷外的小山包上点了堆牛粪火,不停打手电,谁也没心思吃饭,睡觉。第二天天快亮时,小狗叫着向不远处跑去,是付班长背着王圣泽回来了,两人已冻、饿,累得不成人形。
原来,两个人早上出发只骑了一匹马,到了地方就把马栓在一块大石头上。谁知道天不随愿,半天才观测完,下山才发现马跑了。他们往回走时把方向走反了,等发现不对时天已经快黑了,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又渴、又饿、又累,只能相互搀扶着向前走。好几次王圣泽都要躺下不走了,是仁祥硬把他拉起来扶着走。仁祥背上仪器扛着脚架,还要搀扶王圣泽。他心里明白,在这样寒冷的雪地里只要躺下或者坐下睡着了,那就再也起不来了。到后来王圣泽实在走不动了,仁祥便把仪器和脚架放在一个较高的地方并做了记号。他背起王圣泽慢慢向前走,王圣泽的体重比仁祥重得多,加上一天多没吃没喝,他也身体严重透支了,只好一步三喘地向前走。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凭着顽强的意志和生存的愿望与死神作斗争。直到看见了帐篷,听见了狗叫声,但想喊却喊不出来,一泄气几乎失去知觉瘫倒在雪地上,直到我们把他们弄进帐篷。
两进罗布泊:异常艰险
1973年初,我们在罗布泊东北面测绘,离核试验场很近。湖畔横七竖八躺倒着很多胡杨树。从树身跨或爬过去,划出道道血口子,碰到汗或盐碱水,就痛得要命。
沙子被风一吹,盖住了水面,和沙地连成了一片,根本分不清沙地、盐碱地和沼泽。人根本到不了湖边,也分不清湖岸线。我们就在离湖最近的一个沙山顶上架起仪器,画湖岸线。6月上旬,我们紧急撤回了敦煌。后来才知道,是6月27日要核试验。
7月11日,我们由冷湖出发,从南边二返罗布泊。途中,要上卓不拉克西山测绘。山又高又陡,只能从小沟往上爬。沟里全是碎石,又硬又尖又滑,脚踩不住,手也扒不住,浑身用不上力,脸几乎贴到了地面。向上爬一步向下滑半步。我们只能用尖石头一边抠脚窝,一边往上爬,脚手并用才爬上了山。手上都是一道道血口子,膝盖衣服也磨破了。下山更难,一步一个屁股墩,一不小心就一滑到底,碎石头能让你屁股开花。
罗布泊东北面,中午气温40多度以上,沙地表面温度60度以上。穿着翻毛皮鞋就像站在火炉子上,脸被热浪炙烤得像是蒙了一层牛皮。哭和笑都是一个样。呼吸的热气直烫嗓子和肺。晚上又是零下几度,冻得人受不了。
罗布泊的南边,沙漠热浪使人喘不过气。水喝完了,嘴巴粘到一块张不开,嘴唇裂开道道血口子。身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火辣辣的痛。水果罐头也变成苦的,吃了嘴粘得张不开,舌头也不听使唤。身上的汗使绿军装几乎变成白色。为凉快,我们在帐篷里挖一个沙坑,把全身埋在沙子里,只留一个头在外边。
南边也很危险。一次,探路战士骑的骆驼前腿陷进了泥坑,人从骆驼上摔下来。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拉出来。
德令哈:山里作业的艰辛
1974年4月,我们中队的测区变成了青海海西州州府德令哈,这是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戈壁滩中的一个小城,准备进大山作业。
进山时,山路都是牛羊踩出来的羊肠小道。有的马也精疲力尽,要前边拉,后边推;有的干脆爬不起来。这里是冷风夹带沙子,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痛,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得人脸膛又黑又红,脸皮脱了一层又一层。
作业时,穿皮大衣行动不便;只穿棉衣又冷得不行。背仪器的战友,爬半天山或走很长的路,里边的衬衣已被汗水湿透,上到山顶或到测点,被寒风一吹透骨的凉,冷得直打哆嗦,半天都缓不过劲来。
这里人烟稀少,村民都养很凶的狗,狗也不拴。我们得带一根竹竿防狗,不能着实打,就是吓唬它。有的狗不害怕,硬扑人。藏獒一样的大狗,更叫人害怕。有一次,一个狗把一个战友的裤腿都撕了一个洞。
在这罕无人迹的深山里,连野兽都躲风雪不出来活动,只有我们这些测绘兵在雪地里奔忙。山又高又陡,视野非常有限。在雪地里观测,阳光照在雪上,反射的光线忽忽悠悠。戴着雪镜,观测不成;摘掉雪镜,强光刺得人眼睛根本睁不开,经常是眼睛通红布满血丝,不停地流泪。
山里作业完成后,我们出山住在一个村子里。八一建军节这天,州武装部来了个参谋,说昨晚有一架台湾飞机向柏树山空投了特务,请求我们支援。我们三人骑马快速赶去。部队和民兵还在搜山,我们在指挥部看到用的都是老掉牙的地图,心情沉重,深感责任重大。
阿其克库勒湖:多次遇险
1975年,是集中兵力围歼以可可西里为中心的全部无图区。3月初,我们就赶到昆仑山下的阿其克库勒湖(又音阿次克库勒湖)。这是昆仑山和阿尔金山两山之间的一个咸水湖。湖完全被冰雪覆盖着和雪地连成一片,根本看不到分不清湖岸线。到这里后,一半人都有了高原反应,身软、气喘不能动。
有一个控制点在一个大山的半山腰,这个山的两边都是有裂缝的大冰川,要上去就要经过一个“圆顶山”,冰面上没有浮雪,也没有裸露的岩石,没有一个支撑点。
我们前边一个人用小洋镐和工兵铲啃出一个个脚窝和手窝,后边人用刺刀扎出小坑,把枪当拐棍,慢慢地往上爬。上来后再系上绳子往下放,下边的人边下边挖脚窝和手窝,就这样爬上了对面山腰的控制点。回去时,我们就溜着下去。皮大衣前边和裤腿前边早已冻成了冰坨子,一走咔嚓咔嚓直响,我们顶着大风吃力地往前走。
3月18日,我们从湖的北边去湖的西边。车开到湖的中间,汽车突然一个颠簸,只听见咔嚓一声大响,汽车已经冲出二三十米远,紧接着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圈直向咕嘟嘟冒着水柱的冰窟窿冲去,只听见湖面上所有冰层都在嘎吱吱响。司机班长很有经验,慢慢刹车,车距冰窟窿十七、八米的地方终于停住了。
22日清早,到一个山洼里察看地形时,迎面碰上一群恶狼,我抓过枪,对着狼群就扫了过去,狼群嚎叫着逃跑了。一个大雪天,一个战友解大便,一只狼向他扑了过来。他提起裤子边跑边喊,狼在后边追着。战友听到喊声,都提枪出来,打死了狼。
雪山顶上:人体成了挡风墙
3月下旬的一天,我们3人爬上了5150多米的山顶。刚到这里,大风带着特大的雪片,没头没脑地糊了过来。一个多小时后雪才过去,大风仍然在刮。
风大得架不稳脚架,手冻得连调水准的小螺丝都拧不动,风把脚架刮得呜呜响,水平根本调不平。为了架稳仪器,两个战友解开大衣的纽扣,双手拉着大衣张开站成一排,背对着风向挡住风,让我架稳脚架,调好水准进行观测。大风有了阻力把两人推得直打趔趄。
我艰难的观测着。后来,一个战友艰难地记簿,另一个战友一直站在那里张开大衣挡风。观测完后,挡风的战友几乎不会自己迈步走路了。
在这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的雪山顶上,我们三个人都冻得嘴脸乌青,浑身不由自主地打颤,上下牙齿磕得直响,嘴都不会说话了。我们相互帮着,慢慢下了山。回到帐篷,其他人赶快帮我们拽下和裤子冻在一起的鞋袜。用酒给我们揉搓手、脸、耳朵和脚,给我们捶背、胳膊和腿。
在昆仑山区域作业,每天回到帐篷,登山鞋的帆布套筒都和罩裤冻在一起,都要别人帮着往下拽。皮帽、皮大衣、罩裤的布面都冻得硬邦邦的,一折一道白茬,布几乎都能折断。
滴水成冰在这里不是诳语。前列腺不好的人,尿尿必须带一根小棍,边尿边敲;有便秘的人解大便,屎还没拉出来,就冻在屁股上了。
无名冰河:三次下水掏车
3月28日早,我们在过一条河时,车被陷在河里。汽车压破了冰,冰块堵住了水,河水在不断地上涨。要赶快把车弄出来,要不然水箱的水就会冻成大冰坨子,撑破水箱,那就更麻烦了。
这里是零下三四十度,还刮着刺骨的寒风。大家脱掉鞋袜挽起裤腿,给腿上喷了些酒,揉搓了一会,又喝了点酒,就下河推车了。班长发动着车,大家一起推,用方木垫,可是怎么也推不出来,车反而越陷越深,排气筒进了水,汽车也发动不了。
上岸活动了一会,我带着两个战友再次下河垫方木、石块,剩下的人在岸上搬石块,递方木。岸上的石头都冻在地里,用撬棍撬、用锤敲,才能把石头弄出来。
这期间,司机修好另一辆车,绑好了钢丝绳。我和那两个战友脱掉皮大衣和鞋袜,把棉裤、绒裤腿挽到大腿以上,给腿上喷了酒进行了揉搓,又喝了几口酒,第三次跳进了冰河。我们先把车后轮处的冰、沙掏出来,再垫上大石块和方木。大家拉的拉,掏的掏,垫的垫,推的推,半个多小时后,车终于被弄出来了。
岸上的人赶紧把我们拉上来,帮着穿上皮大衣,脱去衬裤、绒裤和裤头,拧去衣服上的水,又重新穿上湿了半截腿的棉裤。把我们的脚腿放在他们的皮大衣怀里,用酒揉搓。慢慢地,我们才恢复肌能和知觉。
这一天,真的太累了。冰河受冻,快一天没吃东西,头疼得厉害,差点扛不住。大家都硬撑着,没一个人倒下。
后来有人问我,零下三四十度,竟敢跳进冰河,就不怕冻残,冻死?我的回答是:为了完成任务,也为了求生。
无人区里:测绘兵的浪漫生活
1975年6月,我们回到了中队部,结束了会战。青藏高原无图区填补空白的任务,西藏、青海、内蒙、新疆绝大部分的测绘任务也基本完成。1976年,我们回到了内地。
在昆仑山上,我们天天都在云层之上,吸的是云,喷的是雾,呼出的热气瞬间全变成白霜。在这里,我写了《赞测旗》:昆仑山上测旗展,惊动玉帝忙升殿;急命风婆和老龙,又命电母与雷公。测旗飘处霞光闪,人间妖魔能胜天;天上诸神皆赞叹,巧工夺天今人间。
在无人区作业,海拔高,空气稀薄,氧气不足,身体消耗大,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和肉类,有时还会断粮。就只能用打猎子弹狩猎野物。有时翻山越谷找不到,有时打伤了翻几个山头让你追不上,有时没等你子弹上膛就没影了。好不容易打到猎物,放一晚上,肉冻得用刀和斧头都剁不开,只能用锯子锯。
在无人区作业的日日夜夜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军测官兵,为国补空白,踏冰卧雪算什么?餐风露宿心中乐,宁死也不缩后边。凭着坚定的信念、坚韧的毅力、乐观的心态,挑战生命极限,奋战千难万险,作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怀念。
后记:
2006年起,国家又进行了一次历时5年的西部1∶5万地形图空白区测图大会战。这次测图工程,运用了许多新技术,取得了多个首创成果,荣获世界地理空间信息杰出工程奖。消息传来,早已转业的我和战友们,十分高兴,隔空互道祝贺!
责任编辑:胡睿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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