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城西安南郊，草场坡像是大地微微隆起的一道脊骨，坡面舒缓。上世纪70年代，它的周边是一片片麦田和草地，麦田的色彩随着季节而变化，由绿渐黄，由赭渐白。草地层层叠叠的绿意中，夹杂着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红的、黄的、紫的，像是大自然随手散落的颜料。坡上树木繁茂，枝叶交织在一起，阳光透过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宛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树下目之所及，是一片颇具规模的工业区。

　　宽阔的马路从坡底伸向坡上，那里林立着一座座厂房，多为规整的长方体结构，灰白色的外墙在岁月的摩挲下，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斑驳痕迹。

　　马路与厂房之间，是规划有致的绿化带。修剪整齐的灌木，沿着道路连绵展开，给这片工业区镶上了一条绿色的花边。偶尔几棵高大的乔木身姿挺拔，在阳光的照耀下，投下一片片清凉。

　　不远处，工人们的宿舍区错落分布。宿舍楼是略显陈旧的砖红色，排列得整整齐齐。有些窗户上晾晒着五颜六色的衣物，在微风中轻轻飘动。

　　沿着马路前行，是一座军用被服厂。工厂大门的两旁，常年伫立着挺拔的松柏。

　　再往前走，便能看到厂区的医院。那是一座不起眼的白色建筑，规模不大;旁边面积逼仄的小卖部里，摆放着生活用品和各种零食。

　　食堂是一座宽敞的建筑，每到饭点，饭菜的香气便飘散开来，引得工人们脚步匆匆。这家工厂的伙食好，远近闻名，粗粮细作的苞谷面发糕，蒸得暄软的、饱满厚实的糕面上还染了红色的食用色素，黄红相间的方糕体，像极了细面精作的精致点心，是那个年代吃不上点心人们的口腹与心灵慰藉。

　　工人俱乐部是这片区域最具活力的地方。它的外观带有一些独特的时代风格，彩色的玻璃窗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这里时常举办各类文艺演出、电影放映，丰富着工人们的业余生活。俱乐部前的广场上还摆放着一些宣传栏，张贴着各类通知、先进事迹和文化海报。

　　与之相邻的是篮球场，地面被打磨得很光滑。休息时间，球场上总是热闹非凡，工人们分成两队，在球场上奔跑、跳跃、投篮，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球场边的长椅上，坐着不少观众，为自己支持的队伍加油助威。

　　锅炉房矗立在厂区的一角，高大的烟囱冒着袅袅白烟。它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巨人，为整个厂区和宿舍区提供着温暖和热水。

　　走进厂区，厂房内机器整日“嗡嗡”响个不停，那声音雄浑有力，像是一曲永不停歇的劳作之歌，在厂区的每一个角落回荡。车间里，一卷卷布料整齐地码放着，五颜六色的线轴像是等待着被点燃的彩灯。布料的纤维味、机油味混合在一起，成了独属于这家工厂的气息，一呼一吸间，都能感受到这里浓厚的劳作氛围。

　　我与巧云相识，便是在这工厂之中。那时的我们一同踏入这间工厂大门，成了三车间的缝纫学徒女工。

　　巧云是从下乡插队的地方来到工厂的。初次见面，我便被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吸引住。那眼睛犹如两汪清泉，透着灵动与质朴。她的脸盘圆圆的，带着河南人特有的憨厚与大方，在那时，算得上是个长得还排场的姑娘。

　　她总爱梳两根紧实的麻花辫，走起路来，辫子在身后一甩一甩的。每天，她都哼着小曲儿来上班，到了车间，手脚麻利地开启一天的工作。她操作缝纫机的样子很认真，总是伸长着僵硬的脖子，手下重重地按压着布料，脑袋还随着缝制物品的曲线扭动。

　　工作之余，巧云也总是活力满满。午休时，我们女工常聚在一块儿，晒出从家里带来的吃食。巧云会拿出她自己做的烙饼，金黄金黄的，散发着诱人的麦香，分给姐妹们，大家边吃边聊，欢声笑语回荡在休息区;但我们总是找借口不吃或者少吃巧云的烙饼，因为大家都知道，巧云自小就没有妈妈，家里很穷，为了准备与工友姐妹们分享的饼，她一定要悄悄地节省口粮很久。

　　不知从何时起，巧云喜欢上厂里机修车间的青年男工刘建昌。刘建昌留着浓密的大胡子，长得魁梧，在车间里走动时，总是风风火火，透着一股干练劲儿。巧云总是红着脸，悄悄和我们念叨“大毛胡子刘建昌”，她的眼神里满是羞涩与倾慕。为了能多和刘建昌接触，巧云时常找借口去机修车间，或是请教机器的小毛病，或是送些自己做的小圆饼。

　　终于有一天，巧云鼓足了勇气，在下班后的车间里向刘建昌表明了心意。她紧张得双手都攥在了一起，声音也带着些许颤抖，可眼神却清澈温柔。然而，刘建昌只是尴尬地笑了笑，委婉地拒绝了她。那一刻，巧云的眼神瞬间黯淡了下去，但她的倔强却让她没有就此放弃。

　　有一次，刘建昌和工友们在宿舍打牌，围坐在四方桌旁正酣。他们抽着烟，打牌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巧云深吸一口气，推开宿舍门，径直走了进去。她一屁股坐在床边，眼睛一眨不眨地对着刘建昌就笑，也不说话。宿舍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愣住了，刘建昌更是涨红了脸，不知所措。

　　后来姐妹们劝她，有人说：“人家没答应，咱别太急，慢慢来吧。”也有人给她打气：“再追追，一定能追到手。”巧云听着这些话，低着头，沉默了许久。她的眼神里，那股子执着，似乎没被打消。

　　日子一天天过去，大约过了半年多，厂里突然传出巧云精神错乱的消息。起初，只是听说她每天天不亮就守在去车间的路上，只为堵着刘建昌。一见到他，就抑制不住地咯咯笑，那笑声在寂静的清晨显得格外突兀，笑得刘建昌心里直发怵，只能绕路走。可巧云还追着不放，脚步匆匆，嘴里还念叨着只有她自己能懂的话。

　　更离谱的是，上班时，她会突然扔下手中正在缝纫的布料，缝纫机还在“嗡嗡”空转，她就像着了魔一样，跑到刘建昌的车间，就为了和他说几句话。刘建昌愈发害怕，每次见着她，就像见了瘟神，能躲多远躲多远。

　　到了夏天，烈日炎炎，车间里闷热难耐。巧云的病情愈发严重，她常常在厂房中突然大哭大笑，搅得整个车间不得安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见到她。后来听人说，她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再见到她，是第二年春天。师傅带着她出现在车间，她整个人胖了一圈，原本合身的工作服变得紧绷绷的。她的眼神有些懵懂，像是迷失在另一个世界里。见了人，还是咯咯笑。可那笑容里，透着说不出的病态，让人瞧着心里直发酸。

　　我第一次去巧云家，是她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一群工友前去吊唁，她家住在西安道北的二马路，那是一片破败的棚户区，是当时西安最贫穷的地方之一。沿着狭窄、泥泞的小路走到她家，一进院子，脚下便是一个大坑，坑里满是积水，散发着一股腐臭味道。要是赶上连绵阴雨天，积水怕是要没过脚踝。

　　她家的房子是一砖一瓦积攒着盖起来的，十分简陋。墙壁是用土坯砌成的，缝隙里透着风。听说，她还得请巷子里的邻居帮忙去堵墙上那些叫“马眼”的窟窿。走进屋内，昏暗的光线让人有些看不清东西，家具也是破旧不堪，一张摇摇欲坠的桌子，几条缺胳膊少腿的凳子。

　　在那之后不久，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工厂，从此再没见过巧云。她后来过得怎么样?病是否好了?有没有过上正常的生活?有没有遇见那个真正懂她、珍惜她的人?这些问题，就像一团迷雾，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如今，二马路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靠着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这里焕然一新。二马路的人们瞅准商机，纷纷投身餐饮与夜市生意，凭借勤劳的双手致了富。街头巷尾，弥漫着美食的香气，摊位前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断。每当夜幕降临，灯光亮起，这里便成了一片热闹繁华的海洋。

　　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总会忍不住张望。巧云，你在他们中间吗?是否也在这蓬勃发展的浪潮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安宁?你的笑声，是否还如往昔般能穿透岁月的沧桑，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巧云，你在哪里?（陈若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