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燕芬

　　接触赵命可的小说有点晚了，但依然给我带来惊喜。

　　金宇澄和王祥夫，是当代中国两位优秀的小说家，好奇心驱使，我先读了他们写的序言，致使再读小说集《到天尽头去》中的所有篇章时，多少有先入为主的感觉，违反我一贯坚持的原初阅读，但也证明两位小说家对赵命可创作的敏锐观察和精准理解，而且是那种知人知文的恰当之论。

　　这本集子收录了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各一组。命可于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南下广州深圳，后又回归陕西，一直从事报刊杂志编辑的工作，同时坚持写小说。《到天尽头去》主要取材于这一历史区间作家的生命体验，从中隐约读出命可三十多年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一个执拗的精神流浪者的自我形象出没于小说的字里行间。

　　首篇是冠名小说集的《到天尽头去》，也是全书的精神统领。小说写了一个叫马文的乡村少年，为了逃离现实环境的压抑，一门心思想着出走，去往想象中理想的“天尽头”。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早年读过杨争光的一个短篇小说叫《从沙坪镇到顶天峁》，父亲拽着一个不想回家的孩子走在荒凉的山路上。一个是执意出走，一个是不甘回家，少年挣脱现实围困的渴望和反抗命运的方式如此相像。杨争光或者赵命可，走出乡村的暗夜，寻找山外的世界，奔赴梦想的远方，或许是他们走向文学的最早冲动，是构筑他们文学世界最初的精神“酵素”。

　　正如王祥夫所言：“命可作为一个作家始终是为底层写作着的，他的心灵与目力所至兴趣所至都在底层。”对底层的人文关注和倾情书写，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传统，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其具体表现。世纪之交底层书写的再次兴起，缘于时代浪潮带来的社会结构新变。我觉得在一般的关注底层生存层面上，并不能见出赵命可小说的艺术个性。

　　底层之于赵命可，不仅是所谓现实主义地对生存实景的描摹，更是他笔下那些不甘匍匐的形象，和他们腾挪跃动的灵魂姿态。命可小说中的底层人物多是超常态甚至有些精神异象的，短篇《到天尽头去》和中篇《我欲乘风归去》连续出现的少年马文，心存一个看起来完全孩子气的执念，就是要往天尽头去。离家出走的路上，“马文的内心激扬而空落，他看不到出路，不管是转身回家还是到天尽头去，他都心中没底，但他认定，一直走下去，总是有出路的，而他回家就意味着妥协，意味着失败。”《谷文庆简史》中的谷文庆同样“是镇里最孤独的孩子”“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和父亲作对”，他甚至连马文那样一个不可着落的梦想都没有，直到最后死于非命，都没有人知道谷文庆的真实内心。

　　赵命可笔下的马文和谷文庆，他们的人生故事简单到还没有展开就匆忙结束了，但作为文学形象，却提供给读者很大的回味空间。小说写他们生来就是缺爱的孩子，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没有人关心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即使是他们的父母。”而有意味是，他们的父母却并非生来就冷漠和暴力，短篇中马文眼里病态、自私的母亲曾是非常和善且多情的女人，父亲马昆也曾和孩子们一起开心地笑闹，后来则变得沉默寡言。中篇小说更加展开写道：“在日子过得舒坦的时候，人的心胸也是宽广而博大的。对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事能比生活上的突然变故更加折磨人的了。那种捉襟见肘的生活，为一分钱反目成仇的日子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人心一下子变得比针尖还小。马文挨打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变成了家常便饭。”生活的变故和贫穷苦难会摧毁人的意志，摧毁所谓的道德观念和美好人性，底层弱者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怨气仇恨转嫁到更弱的人身上，能惹得起的恰恰是他们的同类甚至他们的孩子。而且人物性格中的反骨也有遗传和变异，当上一代的生活激情和反叛精神被消磨殆尽后，他们会反过来用同样暴虐的手段压制下一代的反叛，折断他们飞离的翅膀，浇灭他们新生的希望。

　　赵命可写小说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虽然时代巨变也给底层人生透出过一线希望的微光，但小说呈现的底层生存和生命状态更多依然在原处，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中，我们不能担保马文将来不会变成他的父亲马昆。赵命可的小说当然不缺乏社会悲剧及其现实批判力量，但我更中意的是作家擅长运笔于弱者之间的相生相斗，由此切近人性的幽暗之地，揭示其巨大的反噬力，从而启示我们审视每个个体，追问我们普遍的文化根性。

　　阅读赵命可的小说，少见故事的大起大落和情感的大悲大喜，可一旦进入人物的命运情境，你很难不被感染。《来雨》中的乡村女教师郝玫，高中时喜欢一个男孩子叫李来雨，爱而不得变成一个心结，在后来的追求者里面，郝玫选择嫁给条件最差的王来雨，只是因为他也叫来雨。“她把自己嫁给了一个名字，而且一生都不后悔。”还有那个一无所有的退伍兵李飞狗(《李飞狗的爱与凄楚》)，那个和传统媒体一起潦倒的报社编辑马林旭(《都是因为我们穷》)，那个在南方为梦想奋斗的流浪记者和“爱上一个影子”的北方女友祁阳(《两地书》)。他们大多是人生竞技场上的弱者，基本是权势眼中可有可无的人。但小说写到他们的孤独和隐忍，写到他们遭遇温情爱意会瞬间瓦解意志，写到他们为某种无谓的信念能无私地交出自身时，是将一束光芒照进人物心底的。

　　赵命可是熟读生活的作家，但他在状写小人物的日常故事和冷暖悲欢时，始终将题材故事当作人物灵魂的承载体，将小人物的人生梦想哪怕是一个卑微的梦想，一个不可能有着落的梦想，当作活下去的最大动力。郝玫“做了一辈子的乡村女教师，还好，她有来雨，她还能每天都喊叫几次来雨，要不，这漫长的人生，可怎么过啊。”“祁阳的心在南方，而南方却始终是一座漂泊的岛屿。”她订婚后给他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他，她给这人的只是身体而她的心则永远在南方陪伴着他。”如此等等，这本小说所写人物命运都没有圆满的结局，而是多呈悲剧性走向，然而失败的是人生，活着的却是梦想。爱情与理想信念的坚守原本不易，对于底层人来说更加昂贵奢侈，要付出更惨痛的代价，这代价有可能是自己的一生，甚至可能是生命本身。没有人怀疑赵命可小说的写实功力，以及他状写生活多重面相的传神笔墨，但换一个角度看，作家显然已超越了“忠于现实”的单纯叙事，在对人的充分理解和人本主义观照中，赋予那些贴地活着的灰色小人物以精神飞翔的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命可的小说又是富有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正如熟悉他的作家朋友王祥夫所说：“小说里有一种近似于光芒的东西”，那种“始终不明确”的“骚动”和“渴望”，正是赵命可小说的魅力所在。

　　赵命可是一个有文学慧根和早熟的作家，他少年曾狂热地爱诗，中学时代就出版过诗集，这或许是命可小说诗性特质的源头。命可在逃离故土的路上开始书写激变时代底层人的命运遭际，是最大限度地投入了自己的。小说带有明显的个人生命印痕，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充满共情和悲悯的色彩，这也是命可赋予笔下人物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主体原因。人生无法逃离琐碎的庸俗，文学则予以我们精神展翅的可能。命可南下20年的底层生活经历，丰富了他的生活积累和生命体验，在浪子漂泊归来时，我们面对的，是一颗依然不变的诗人赤子之心，而命可所面对的，是故乡广袤的土地，和期待他再次起飞的文学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