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京

　　自行车虽源自外国，却在中国一度成为国民的标配。在我老家陕北农村，出行工具的发展史，是从骑骡子、骑马到上世纪70年代的架子车、80年代的自行车、90年代的机动三轮车，直至2000年后的私家汽车。每一次座驾的变化，都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百姓幸福感的飞跃。

　　对于我们60后这代人来说，自行车不仅为我们进入工业文明省了不少“腿把子”，而且是它把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轨迹书写进历史的车辙里，成了我们的集体记忆。

　　记得小时候，我们村里一辆自行车都没有。每次看到路上有人骑车经过，我都觉得神奇，这玩意儿两个窄轱辘怎么骑上去就不会倒呢?八九岁时，四舅骑来一辆新自行车，三角大架上缠着红色塑料带，座上套着黑条绒布套，周边镶满了黄穗穗，铃铛声清脆悦耳，更怪的是一打铃外壳滴溜溜地转。我就不停地打铃听声音，被母亲的扫把制止了，又偷偷地用手搅几圈脚踏板。再大点，只要四舅骑来自行车，我就不会空放过，在院子里独自学会了“跨腿”，学会了“掏裆骑”。

　　十二岁那年，一个中午，四舅看我实在对骑车子爱得不行，就带我去打麦场学骑车。他在后面扶，我在前面像个机器人似的站着骑，引来不少人围观。我学得很快，没多久就能自己上下车，大家都夸我厉害。那天我迟到了两节课，老师没批评我，反而用赞许的眼神看着我，同学们更是羡慕得不行。

　　十五六岁时，家里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车子就成了我的专属，我也成了初中学生里少有的“骑士”。父亲不在家，我得修车子。虽然最终不会圆圈、换辐条，但会用锉刀和胶水补胎，还会给打气管换“皮碗”，搞懂了自行车后轮轴承上“挑丝”的工作原理，现在想起来，相当于汽车的离合器。

　　1985年，我参加工作后，有一次借了校长家的自行车去县城办事。结果进供销社不到两分钟，车子就丢了。我去派出所报案，发现那天我是第三个丢车的。警察的表情很无奈，估计找回来的希望渺茫。我只好步行十公里回学校，硬着头皮告诉校长车子丢了。校长没有说我什么，可我刚刚参加工作，赔不起，心里特别难受。我想，车子丢得这么快，肯定是职业小偷干的，如果不尽快找回来，被小偷倒卖到外地，再要找回来就不可能了。第二天，我和同事把课上完，就去县城开始找车。第五天，我在一个修车房的地沟里找到了我丢的车子。回学校后，同事们都说我不去当警察屈才了。

　　我丢的第二辆自行车是大链盒车子。那天晚上去朋友家串门，聊得太嗨，一个小时后出来，车子早没了。那时候我已经是刑警队副队长，找回来不少被盗的车子，却一直没找回自己的大链盒。

　　前几天和几位老友谈起那个自行车流行的年代，有人坦白，说他三年丢了四辆自行车，因为气不过，曾和同学一起卸过别人的脚踏板和铃铛。

　　那时候，自行车多到城市里有专门的自行车道，单位有自行车棚和看管员，派出所还设有自行车管理办公室。他们每天给自行车上户上牌，在大梁上砸钢印。叮叮当当砸钢印的声音如同驱赶“飞鸽”“永久”出笼的吆喝声;蜡黄的小纸本可能是中国最早对个人动产的确权证;而存根上一串串的数字，颇似现在的“二维码”。

　　在西安进修时，上一级的同学毕业时送了我一辆旧自行车。虽然车子很旧，但保养得不错。它成了我去教育学院看未婚妻的“专车”，我的骑车技术越来越好，载着她在西安大街小巷到处跑。有一次，和一个小混混擦肩而过。他故意撞我肩膀，结果自己摔了个四仰八叉，我连车把都没歪一下，扬长而去。这次遭遇，让我深深认识到，自行车和马一样，骑的时间长了，就有灵性了，在和混混过招那一刻，我和车子融为一体，我给了它灵魂，它给了我豪气。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再次骑上单车，瞬间就找回平衡感，让我恍然，那些小时候学的东西，刻在骨子里，想忘都忘不掉。于是，我决定再次回到自行车年代，把曾经的代步工具变成“永久牌”健身器材，让它给我带来“飞鸽”一样的感觉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