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永庵

　　在彩云缭绕的岚河上游，有一个叫毛家沟的地方，弯弯曲曲沟壑中静静流淌着的溪水，倒映出两旁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

　　很久以前，这里是花里公社丰景管区普子大队，当地人都叫它邓家院子，住着以邓姓为主的二十多户人家，据说都是数百年前从江南迁徙而来，楚地方言依旧，宗族排字有序，薪火相传很久很久。

　　这就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曾经劳动锻炼的地方。

　　那时，我不过二十出头。先一年，我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安康文工团乐队担任演奏员，不久，被调到安康日报社当记者。1960年2月，领导通知我去劳动锻炼。他告诉了我要去的地方，那时，岚皋和安康合并成一个大县，岚皋变成了镇，我要去的地方离岚皋镇还有100多里呢。

　　春节刚过完，遵照组织安排，我便独自扛着行李，从安康城七里沟乘船摆渡西行，溯汉江而上，沿着坎坷崎岖伸向大巴山深处的山路，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这个群山环抱的小村落——邓家院子。放下背包，坐在村口的一块岩石上，捡了根干枯的树枝，我在地上划了些数字，把它们相加起来，才知道我此行共走了315里路。

　　我拭着汗，站起来打量这个陌生的地方，看到岩边挺立着一棵高大的望春树，它的每个枝头都点缀着如同小鸟待飞似的深褐色花蕾。凝望着它们，我知道，春天就要来了。

　　我在关中平原长大，初来乍到这巴山深处，面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和在崎岖山路上艰难行走的山民，只有呆望，兼之谛听，惊愕不已。

　　正是春播时节，我们干部依照各自居住地被编入不同小组，每天两晌，跟着社员们上坡点种苞谷。我被照顾先干轻活，分工点子撒粪，肩头交叉着一个种子小篓和一个家肥小篓，一步步地跟着刨窝的社员依垅前行。后来，我争强好胜，一定要干挥锄刨窝的活路，却未料到，这比点子撒粪要艰苦。

　　当时粮食严格定量，在大队集体食堂吃饭，几乎顿顿都是一大碗蒿子糊汤，常常是刚放下饭碗不久，肚子就咕咕叫了。干部中有个叫张九江的同志，他是个极细心的南方人，曾把我们当时吃过的各种野生食品一一做了标本夹进书页里，有蕨根粉、野白蒿、节节根、毛耳草、榆树皮、桑树叶等等，共计18种之多。因为天天吃野生食品，大家都开始便秘，真是苦不堪言。于是，向公社和县上反咉，来自安康县防疫站的干部李规平同志请了几天假，回单位取来灌肠器，为大家轮流灌肠医治。李规平还给同志们带来了几瓶自治药丸，让大家用用，说效果会更好。队上的支部书记也在现场，他听了，也要了几粒，笑着说：“李同志的丸丸子，我也要咔!”“咔”，是方言“吃”的意思。他的话一下子把大家逗笑了。

　　至今，我还一直怀念队上那位孤身而居的社员胡家顺，他四五十岁，长发如毡。那年7月某日的早上，洗漱后，我扛上锄头推开房门正要上坡劳动，却看见门外地上放着一篮熟透的桃子。经打听，才知道这是胡家顺送来的，他家院子的桃子熟了，自己舍不得吃，却惦记着我们干部，怕我们拒收，专门在天亮前送过来。晚上，他过来取篮子，我向他道谢，他哑然不语，转过身走了。他转身离去的身影，至今还常常在我的心中闪现。

　　望春树前边的山沟里有一眼山泉。山泉边，住着一个与爷爷相依为命的15岁少年。他没有按祖辈的排行取名，自取名字为“超”，自信是新中国少年，必会有超越祖辈的大好前程。我记得那时他正在白杨公社读初中，周六回来，周日又去，立志要考师范学校，学成后回来当教师，为山区培养人才。但据说，他初中学业未竟，又回到队上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来，不幸双目失明，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那年那月，我在邓家院子消息闭塞，然而我不甘寂寞，开始搞文学创作，还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老书记》《山歌》《夜战》等诗歌作品。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学会了耕种，学会了播种小麦与玉米，学会了冬播洋芋，学会了推石磨、烧火粪、伐青竹、引泉水，学会了背着背篓上山，学会了育稻种、插秧、薅秧，吼几声刚刚学会的巴山号子，并让这声音汇入了大巴山的一声声松涛。

　　这一切，比我写在纸上的那些诗句珍贵多了。因为，有了它们，我的梦想才被时代寄给了大海和远方。

　　对于邓家院子的怀念是无穷无尽的。

　　从1961年秋天离开邓家院子算起，65年过去了。65年间，我曾两次专程从西安去看望它。一次是由岚皋县已故作家李发林先生陪同。另一次，则是由现任岚皋县作家协会主席杜文涛先生相陪。我们一起在邓家院子徜徉，在著名的双丰桥禁赌碑前沉吟，在武学村周氏武学馆观瞻，相互搀扶着攀登上花里龙安寨，在那残垣断壁之间发思古之幽情……

　　今夜，邓家院子啊，我在古都长安翘望你，翘望你那明灭闪烁的灯火，翘望那棵诗一般的永远婆娑低吟的望春树，你知道吗?65年过去了。当年那个蒙受过你深情哺育的年轻人，如今已鬓发如雪、步履蹒跚，而你，还好吗?

　　一息尚存，我还会去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