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耀博

陇海铁路西宝段正式通车。

咸阳古渡。

自古以来，咸阳地区煤炭资源丰富，本地居民采煤烧炭历史悠久。煤炭作为咸阳重要的矿产资源，产煤地主要分布在彬州、长武、旬邑、淳化一带；旧时咸阳县是关中煤炭贸易集散地、渭河流域重要煤炭交易中心，而陇海铁路通车咸阳后，近代咸阳煤炭贸易格局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旧时的煤炭业

关于煤炭资源的发现与采挖，咸阳地区相关地方志均有明确记载。《邠州志》载：“石炭，明嘉靖甲辰六月，民始凿石取之”，邠州即今彬州市；《三水县志》云：“刘家山在邑东四十里，旧有炭窠，岁供窑场，邑民资之”，三水县即今旬邑县；《永寿县新志》亦记载，拜家河“河以南隶永，其地无多，仅煤井二三处，而永寿石炭已竞侈为土产矣”。

明清时期，咸阳北部各县开窑取煤，地方官府管控宽松，放任民众自采。但受限于土法打井、人工挖煤、辘轳绞运的落后方式，不仅故障频发，生产效率也极为低下，难以形成稳定的生产规模。当时民间找煤和采煤全凭传统经验，缺乏科学指导。民国时期，咸阳本地仍未开展系统的煤炭地质勘探，找煤依旧依赖世代相传的经验，采掘设备简陋，仅能开采浅层煤炭，对煤田范围、煤质分布、煤炭储量等核心信息的认知仍较为笼统。

据《咸阳市志》记载，民国时期咸阳传统煤炭企业，多采取“观山势，辨土色，顺着标志岩层，追踪前进，扩大面积布点建矿”，或“沿河沟凭借煤层露头，以煤找煤，扩大范围，布点建井”的方式采矿。因采煤条件简陋，煤产量规模有限，所采煤炭全靠人力推车、畜力驮运，加之铁路未延伸至咸阳北部，运输成本远高于通铁路地区。彼时咸阳南部民众购煤，或驱畜力硬轮大车赴北部自运，或直接到县城煤炭店铺、煤厂购置。明清至民国初期，咸阳煤炭始终处于地产地销状态，产业链简单滞后，缺乏市场竞争力。

民国时期，咸阳煤炭企业数量稀少、产量不均，知名商号寥寥。当时主要煤矿企业有邠县红土沟益民煤矿、邠县西北民生煤矿、永寿平遥煤矿，旬邑县新义煤矿、正义煤矿，以及淳化县人民煤矿——这也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在咸阳境内的唯一煤矿企业。据记载，该矿采用人工开掘，规模较小，日产煤量不足万斤，仅能满足当地需求。

近代的煤炭贸易

清末民国时期，咸阳煤炭虽未形成稳定的外销格局，但除本地消耗外，剩余煤炭均通过渭河水运与陆路，销往兴平、武功、乾县、宝鸡等关中各地。咸阳作为关中重要水陆交通枢纽，煤炭经销贸易日趋兴盛，煤炭成为当地商贸往来的大宗商品，亦是咸阳古渡码头常年装卸运输的核心物资；咸阳县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成为关中渭河流域重要的煤炭批发集散地。

经咸阳古渡中转的煤炭，除本地出产外，另有两大来源：山西煤炭与渭南蒲城、白水煤炭。其中山西煤炭入陕以水路为主，从龙门出山后，于禹门口装船顺流至华阴县三河口，再溯渭水西上，抵达西安、咸阳后，炭船分两拨分别在西安草滩镇与咸阳古渡卸货。运至西安的煤炭仅供当地产销，而运抵咸阳的煤炭则辐射咸阳以西地区，凸显了咸阳的集散中转功能。蒲城、白水的煤炭及咸阳本地彬州、旬邑等地的煤炭，均通过畜力大车、牲口驮运、人力推车乃至肩挑背扛的陆路方式，运至咸阳县。

水运船炭与陆运煤炭汇聚咸阳县，使其成为关中著名煤炭交易重镇，煤炭生意愈发兴旺。繁荣的贸易催生了两大煤炭行业会馆——咸阳古城南门外的陕西炭行会馆与东门外的山西炭行会馆，足见当时咸阳县煤炭贸易的繁盛与商号的众多。

清末民国时期，咸阳县知名煤炭商号有四盛通、同春和、永义和等。其中四盛通是民国时期咸阳煤炭业的代表性商号，坐落于古城南大街、临近咸阳古渡，又称“刘四炭场子”，在当地家喻户晓。这些大商号资本雄厚，多自造运煤船只，有效降低了运输成本，利润远高于其他中小商号。如四盛通便拥有自制木船四艘，往返晋陕两省专事煤炭运销。除上述大商号外，还有天生元、福茂成、全发祥、瑞生福、复兴荣、隆丰、晋华等中小煤炭商号遍布各地。煤炭业的兴盛还带动了相关从业人群发展，既有穿梭于商号与买卖双方之间、撮合成交并收取佣金的煤炭交易经纪人（旧时称“牙家”或“炭经纪”），也有从事煤炭运输的车户、船户、驮户、纤夫等，再加上广大购煤群体，共同构成了近代咸阳煤炭业生产、销售、运输、消耗的完整产业链轮廓。

煤炭贸易的变迁

清末，咸阳煤炭开采虽日渐增多，但受人工开采限制，产量不稳定，煤炭开采与利用整体处于缓慢发展状态，却并未动摇咸阳县作为关中煤炭交易集散地的经济地位。民国时期，本地煤炭开采持续增加，煤炭交易稳步发展，直至1935年咸阳火车站开通，这一格局才逐渐改变。尤其是咸阳以西兴平、武功、宝鸡等地火车站相继建成运营后，铁路运输以运量大、速度快的优势，严重冲击了传统水陆运输结构，咸阳古渡的煤炭装卸量日渐减少，咸阳县逐步丧失煤炭集散地地位，煤炭贸易的辉煌时期基本落幕。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寇侵入山西，导致晋陕交通阻断，晋煤无法入陕。彼时大批工业企业内迁陕西，推动咸阳本地工业发展的同时，也使煤炭需求量急剧攀升。晋煤西运受阻引发关中煤荒，咸阳煤炭贸易日趋萎缩，众多煤炭商号纷纷歇业。1942年，咸同铁路（咸阳至同官，今铜川）通车，但同官煤炭优先供应陇海铁路沿线机车，其次供给驻西安的政府机关与慈善团体，剩余部分才允许商民赴同官购运。

抗战后期，咸阳县仍在营业的煤业商号已寥寥无几。据《秦都区志》记载，1944年，当地较大的四盛通、同春和、永义和三家煤炭商号均已停业，仅剩5家小煤厂勉强维持，其所售煤炭主要来自同官、白水等地，仅能勉强满足咸阳县城乡基本需求，经营规模远不及往日。而咸阳打包厂、裕农油厂等大型企业因用煤量大，远超小煤厂供应能力，均自行赴同官采购，不再通过本地商号煤厂。

抗战胜利后，咸阳煤炭贸易曾短暂复苏，却很快因战事再起而停滞。1948年，国民党咸阳县政府以“戡乱”为名，设立军民合作站，将全县煤炭商号及其存煤全部登记冻结，严禁私售，专供军用。国民党军队拉运煤炭时，仅支付三成现金，剩余七成记账待补，致使商号煤款无法收回、亏损严重，濒临倒闭。至1949年咸阳解放前夕，当地煤炭行业已奄奄一息，仅存的几家商号朝不保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咸阳煤炭业迅速恢复发展，短短数年，煤炭商号数量便增至三十余家。随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煤炭业逐步走上公私合营与合作化道路，迎来崭新发展阶段。新时代以来，煤炭工业已成为咸阳市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与优势产业，在与时俱进中开拓创新，在转型升级中高质量发展，持续为咸阳乃至陕西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