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豹”之父陈一坚（资料图片）

    漂浮是一种物质的存在状态，而几十吨重的中国“飞豹”能在天空自由翱翔，却是陈一坚等一代代中国飞机设计者持续探路苍穹的结果。这里面，浸含着与国家共命运的情怀，也离不开拿来主义的胸襟和持续创新的精神。
    “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83岁的陈一坚院士消瘦矍铄，谈起童年时遭受日军轰炸而矢志造飞机的经历激动不已。他告诉记者，满天轰鸣的日军轰炸机成为他对飞机的最初记忆，也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梦魇。那种惨景带来的强烈刺激，一直到今天还是刻骨铭心。可以说，家国命运把人逼上了飞机设计之路。
    “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自己曾与大人们一起躲在崖边的墓洞之中，而有的母亲因为恐惧竟不小心把婴儿活活闷死怀中。那一幕简直太惨了！我一辈子都忘不掉。我当时就有一个问号：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为什么天上看不到我们的飞机？”
    陈一坚说：“厦门解放后，一看招生简章，厦门大学有航空系！当时航空专业在新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新兴的学科，我当机立断，就考航空系！于是，我三个志愿都写上了航空专业，下决心要学航空、造飞机。结果，我考上了。”
    后来院系调整，陈一坚又来到了清华大学航空系，开始践行“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理念。“清华注重理论基础教育，同时鼓励学生自由朝各自有兴趣的方向发展。这使我受益匪浅。”他说。
    “自主设计并不遥远！”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对于飞机，龙头就是设计，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设计才有制造，自主设计决定了飞机的性能、用途、材料、维修和寿命。更重要的是，谁拥有自主设计飞机的能力，谁就拥有某型号飞机甚至航空产业的话语权。
    在经过几年的修理、仿制苏联飞机之后，陈一坚等人作为新中国第一批飞机设计专业人才，于1956年参加了新组建的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开始迈出中国飞机走向自主设计的第一步。
    “参与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歼教一飞机研制，是我职业生涯的真正起步。”陈一坚说，从1956年10月开始设计，到1958年7月26日首飞成功，歼教一飞机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经过歼教一飞机的设计和试制，中国第一支白手起家的飞机设计队伍实现了自行设计飞机的零突破。1961年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成立后，陈一坚开始对当时最先进的新型歼击机之一——米格－21进行反设计。此时，他得到恩师徐舜寿的帮助和培养，先后干过飞机总体、气动、强度、结构、系统等专业设计，为以后担任重点飞机型号的总设计师、熟悉各专业情况、统揽全局打下坚实基础。“徐舜寿、吴大观等都是新中国成立前成长起来的新中国航空工业奠基人，我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培养的第一代飞机设计师，他们在飞机设计和航空理论研究上，都是我的导师和楷模。”陈一坚说。
    改革开放为中国的飞机设计提供了新机遇。国家决定自主设计、制造高性能的中国“飞豹”，陈一坚1982年被任命为总设计师。“选取飞机设计规范是总设计师首先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当时飞机设计规范不是苏联的，就是美国的。苏联的相对保险但保守，美国的风险较大但先进。奔着飞机研制成功后20年不落后的目标，我们最终选择了美国标准！我也把自己的命运与‘飞豹’捆绑在了一起，这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搏，只许成功不能失败！”陈一坚回想起50多岁的抉择时，坚定地说。
    “最关键的是创新！”几经曲折和磨难，中国“飞豹”在1988年12月实现了首飞，1998年珠海国际航展首次亮相，1999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这架双座双发多用途、全天候超音速歼击轰炸机，不仅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实现了从测绘仿制到自行研制的历史性跨越，也让中国人首次拥有了自己完全知识产权的国产飞机。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陈一坚说：“我不是一个人，我的背后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国家。我们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意志紧密结合起来，以艰苦奋斗的‘穷棒子精神’，把学习、仿制当成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渐渐培育创新的火花、灵活的思维和协同的行动，时机一到就会瞬间绽放成果之花。”
    正如陈一坚所言，中航第一飞机研究院作为我国最重要的飞机设计团队，在型号研制上坚持“一个型号上一个台阶”的技术发展思路，通过“飞豹”、空警2000、 ARJ21 等型号的应用牵引，已走过了全机数字样机、跨地域并行设计、基于 MBD 的全三维关联设计及协同研制等几个阶段，实现了甩图板、甩图纸和全三维数字化跨地域设计制造三个技术跨越。
    人才团队和技术力量的培育，永远是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自称“三年不学习，院士就应当退休”的陈一坚一直爱好音乐和古代诗词，他告诉记者：“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关键是要创新，要有创新思维！要敢想敢干、百折不挠！”新华社记者冯国许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