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从1951年西安市文艺工作团筹建，到1952年成立西安市总工会文艺工作队，再到1955年省总工会文工团与西安市总工会文工团合并，成立西安市工人文工团。1959年改名为省工人文工团，1962年解散。工人文工团短暂的历程停留在当年火热的演出岁月中……

为了记录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本报记者在整理已故工人文工团演员兼秘书王启光早期所写回忆录的基础上，独家采访了当年16名成员中年龄最小的胡雨珠老人，真实还原这段难忘的岁月，追述这段有意义的故事。

　　一九五一年，西安市文艺工作团(工人文工团前身)的六名少先队员和辅导员。

　　青年时期的胡雨珠。

　　2024年3月28日下午，在西安市崇业路某小区的一栋单元房里，半开的窗外竹影婆娑，阵阵微风夹杂着各种花香从窗户飘进来，沁人心脾……85岁的胡雨珠老人端坐在书桌旁，尽管满头白发，但依然精神矍铄，向记者回忆当年她和老哥哥老姐姐们在工人文工团的点滴往事，说到激动处，老人每每潸然泪下……

　　“这张照片是1999年7月拍摄的，也是我60岁生日时留下的珍贵瞬间。你看看我们当年工人文工团的16个小演员，他们都成了老人了，没想到再一别(20年后)好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拿着这张她留存不多的彩色合影，胡雨珠眼眶里再次噙满泪珠。

　　斗转星移，当年风华正茂的小演员们历经岁月磨砺，走过多少难忘的演出岁月，虽说步步艰辛，但说起收获，胡雨珠仍对当年的演出如数家珍。她一再表示，他们在西安各个工地为工人演出的同时，也收获了成功的喜悦，更见证了大西安建设的步伐。

　　胡雨珠说，当年的工人文工团有别于其他的文艺团体，彼此演出对象、演出形式都不一样。当然，大家都是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工农兵服务。但他们工人文工团和当年的西工团、市话剧院、省人艺等演出团体相比较，工人文工团都是下基层演出，而其他团基本都有自己固定的剧场。再就是其他团也会下乡下厂演出，他们工人文工团一年则要演出200场左右，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在基建工地。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追溯到1951年——

　　当年，在西安市文教局朱茂青、刘尚达两位局领导倡导下，筹建西安市文艺工作团(工人文工团前身)。当时报名者约百人，经过筛选，30余人入选，团址设在西安市尚勤路的一个四合院内，条件十分简陋。小院里有男女两间大宿舍，面积仅有20至30平方米，每间宿舍要睡十几个人，大家只能打通铺。虽然条件很差，但大家的革命热情非常高。胡雨珠坦言，解放了，参加革命了，且是自己非常向往的文艺工作，大家都感到无比自豪与光荣，一门心思要把工作干好、把技艺学精。

　　胡雨珠老人回忆，她是全团年龄最小的，因此大家都亲切地称她“小胡”。当时全团就挤在尚勤路的这个四合院里，女生宿舍一个床铺紧挨一个床铺，洗漱用具一律塞在床板下面，衣服则塞到枕套里当枕头。

　　在这个院子里，大家朝夕相处，早晨吹哨子起床，穿衣、洗漱、梳头在一起，上课、吃饭在一起，晚上睡觉仍在一起。这样的集体生活，大家很快就习惯了，只是冬天夜里要出来到院子上厕所，由于天气寒冷，女生都不方便出门，只能拿洗脚盆当便盆，第二天再硬着头皮端着盆经过男生宿舍去厕所倒掉，这个过程每次都很尴尬。

　　最搞笑的还是身上生虱子，男同志尤甚，冬日阳光下，大家成排坐在院中，用开水烫、用手挤、用笤帚扫，场面蔚为壮观……时间久了，大家习惯了这样除虱子场面，谁也不笑话谁。

　　胡雨珠说，那个年代虽然条件艰苦，但每天的伙食还不错。不过她最担心吃面条，因为炊事员会把煮好的面条捞在一个大盆里，抬出来后大家一哄而上，抢着用那根很长的公筷捞面。她经常挤不进去，勉强挤进去，又拿不住那根又粗又长的筷子，半天都挑不到自己碗里，所以每次吃面条就犯熬煎。

　　每天的学习紧张有序，大家也都认真努力。清晨只要听见哨子响就赶快起床，半小时后开始扭秧歌，然后练声、唱歌。早餐后，由张引老师讲五线谱基本乐理、练耳视唱课。张引老师是团里唯一的专职音乐老师，外请的老师下午来教表演课和二胡、管乐等乐器技法，晚上则由团里的黄会计讲文化课。

　　很快，乐器分配下来了，男生多是管乐、大提琴等，给女生分配了小提琴、二胡等。拿到乐器大家爱不释手，一有空就练习。团里培养的方向就是一专多能，每人既能掌握一种乐器，又能演戏、唱歌、跳舞。

　　1951年9月7日，西安市文艺工作团成立大会在西京招待所举行。市长方仲如，副市长张锋伯，市文教局朱茂青、刘尚达等参加。市文联主席田益荣、诗人柯仲平等致词，场面相当隆重。演员们经过短时间的学习，还排练了一组节目，有话剧《一家人》、小歌剧《夫妻识字》以及舞蹈、独唱、器乐合奏等，在市府礼堂向市领导进行汇报演出。

　　胡雨珠回忆说，那会儿她年龄最小，也是第一次登台亮相，稀里糊涂倒也不紧张，只记得参加完大合唱，她们几个女生换上用“苏联大花布”做的大裙子，跳了一曲《土豆舞》。她还和关良城表演了双人舞蹈《童戏》，主要通过舞蹈动作表现两个小孩放鞭炮的喜庆场面。胡雨珠先出场，“那时当演员第一次上舞台，心里美滋滋的，根本就不知道怯场是啥感觉，尤其是听到掌声响起来的时候，还蛮高兴的。太单纯了，真是个瓜女子!”胡雨珠慨叹道。

　　有人不害怕，但也有紧张的，当时有两位演员因忘词“演砸了”，他们感到无地自容。副市长张锋伯却高声道：“没关系，凡事开头难，慢慢就会好的。”领导的安慰，给了大家很大鼓舞。

　　1992年冬，胡雨珠(左一)和王启光夫妇在一起。

　　有一次，胡雨珠和大家一起去沙井村演出，去的时候连演出器材带人拉了几辆骡马(胶轮)车。演出回来时只剩了两辆车，演员一律步行返回。从沙井村步行到尚勤路，等于把当时的西安走了个从西南到东北的对角线。胡雨珠说，这是他们人生记忆里走得最长的一次路，也是一次锻炼，大家渴盼着有更多上舞台表演的机会。

　　然而，好景不长，1952年元旦过后，西安市文艺工作团首任团长赵莉莎突然向大家宣布：文艺工作团的建制，经市领导研究，决定撤销。

　　大家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刚刚成立才半年时间，怎么说撤销就撤销了呢?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胡雨珠老人回忆道，为啥要撤销?因为当时的西安市只有几十万人口，却存在着三个文工团：从延安来的西北文工团、省军区文工团，还有他们所在的市文艺工作团，再加上西北党校文工室、西北艺专都肩负着演出任务，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必须撤销，上级要求在一个月内务必处理完善后工作。

　　就这样，原西安市文艺工作团团长赵莉莎、秘书马平治调入市总工会。其他成员还在等待中，不知道将被分配到哪儿去……

　　(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 兰增干刘诗萌 刘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