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1年高中毕业后进入国企工作，至今已经有23年了，除了84－87三年大学生活外，绝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国企度过的，可以说，我亲身体验了国企改革的全过程。 邓小平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主流经济学家的国企改革理论是否经得住检验，我们这些国企老职工最有发言权。
　　张维迎说国企的民营化是“被逼出来的”，而我通过20多年的亲身体验得出的结论是，国企的民营化完全是主流经济学理论黔驴技穷的结果。
　　经济学是一门很复杂的学科，因为任何一个经济要素基本上都不是静止的，而是时刻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各个经济要素之间还存在着或正向或反向的联动关系。同时，经济学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有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彰显经济理论的价值。因此，这就要求经济学家时时刻刻要用运动的、联系的、系统的观点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做到这几点，他的理论才能够自圆其说，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但是，自80年代早中期开始的，由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国企改革，只所以屡改屡败，致使国企衰败到目前这种任人宰割的地步，完全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在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和理论脱离实际的态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致！
　　例如，微观上，在国有集体企业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的前提下主流经济学家就怂恿国家贸然启用了物质刺激（发奖金）办法，致使企业迅速走上了拚设备拚能源滥发奖金的危险道路；此路不通后，仍然在未理顺好责权利关系的前提下主流经济学家又怂恿国家启用了厂长经理负责制，由于这些厂长经理都是上级任命的，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又被极大的弱化，这些厂长经理们自然会只为官，不为民，只为己，不为国地产生短期化、内耗、贪污腐败行为，不可挽回地造成了国有和集体资产的迅速流失和企业全员团队精神的消耗殆尽，而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却置若罔闻；就在国有和集体企业陷入进退失据，内部问题突出暴露的紧要关头，主流经济学家又怂恿国家匆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于打破行业管理界限，放任一切经济成分参与几乎涉及一切行业的全方位的竞争，造成了国有和集体企业除了要背负责权利不明的体制包袱外，又背负着离退休人员负担、赋税不均负担、财务管理受限制等负担带病上阵，与那些轻装上阵、可偷税漏税、能送回扣抛红包的、优惠政策优厚的各种私有民营三资等经济成份昏天黑地展开了一场规则不一的、显失公平的激烈竞争，致使国有和集体企业元气丧尽，滑落到目前这种任人宰割的死地；由于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慢于企业改革，各级官员为了突出政绩又不暴露劣绩，就敦促银行用贷款给奄奄一息的企业喂奶，长期维系着企业明盈暗亏的局面，致使后来出现了银行断奶后，企业僵尸问题和金融坏帐问题的凸现。
　　再例如，在行业管理上，主流经济学家怂恿企业一会搞横向联合、一会造航空母舰、一会又搞兼并重组，拉郎配式的包办婚姻最终抖散了企业的筋骨；在市场管理上，完全不顾市场容量的大小，放任自流各种经济实体在各个行业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使得社会总资金的利润率迅速下降，致使技术含量低的行业的竞争迅速进入白热化，而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和项目却无人无力问津；让人费解的是，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主流经济学家竟然又怂恿国家在同一个时期几乎同时出台了全员合同制、职工住房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高收费等需要让城镇居民捂紧钱包、拚命储蓄才能应对的所谓产业化市场化改革，一下子把城镇居民的消费热情打入到九泉冷宫，再加上银根收紧和银行的商业化，中国需求不足的巨大冰山终于浮出了水面；主流经济学家怂恿国家开设股票交易市场的初衷是让国有企业筹集资金，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却根本没有预料到股市操作的难控和股民过分投机的恶果，更没有提前采取预防措施，目前银行、企业、个人纷纷把有限的资金投入股市，更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货币短缺，更加剧了需求的不足。更为可悲的是，由于大多数公司都是经过乔装改扮包装上市的病态公司，责权利不明的病源并没有根除，而违轨资金又大量入市，中小投资者又难识庐山真面目，这种种的阴差阳错终于给中国的股市种下了骑虎难下的祸根，那些能够上市融资的企业，却是以圈钱为目的，圈得的资金，大多被任意挥霍，真正能用到生产经营上的却很少。本来，克服这种乱象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财产登记、帐户唯一、货币电子化，利用中央银行观控数据库进行有有效监管，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却故意南辕北辙，净出些独立董事、二板市场、全流通、开放基金、银行民营化等弄巧成拙的损招。甚至最近，当股市出现剧烈下探行情的时候，一些最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竟公然指责政府要为此承担责任，故意挑拨股民对政府的不满，以次来推卸自身责任；面对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主流经济学家根本不从根源上找原因，而是怂恿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基建投资规模，产生滚动效应，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明白人算算帐就可以清楚，在腐败昌盛，财产往来不透明的环境下，国家每投资一个亿，真正能落在普通人手中而能变成实际购买力的货币能有几何呢？而其中的大获利市者是不会热心于用赚来的钞票大量购买实体商品的，他们对储蓄，对股票投机，甚至对资金出逃，或者购买能保值的房地产更感兴趣，政府千辛万苦通过向老百姓借债，向银行告贷，甚至通过超量印发钞票筹集到的，寄希望于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的宝贵资金，犹如泥牛入海，打了水漂，或者是变成了加剧经济过热金融危机的炮弹；当实施多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2003年－2004年引发投资过热后，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仍然不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缺陷上找原因，反而把投资过热的责任推卸到政府和国有银行身上，极力怂恿国家对国有银行实行民营化。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和产权改制的前景诱惑，让国企的上级官员和国企的管理者更加的魂不守舍，所剩无几的国有资产成为了腐败者最后的一顿可供瓜分的丰美晚餐…… 由此可见，正是主要由于主流经济学家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次又一次的水土不服、难圆其说和弄巧成拙，才一次又一次加剧了国企的衰败。正如郎咸平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主流经济学家所做的决策是靠“拍脑袋”拍出来。其实，张维迎在《张维迎回应郎咸平：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文的《民营化是“被逼出来的”》的章节中，已经在无意中坦白了主流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无能。让我看，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几乎完全都是舶来品，完全是用东施效颦和屁股决定脑袋的方式来为政府出谋划策的。
　　目前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愿意从自身理论缺陷上找根源，而是把国企衰败的原因归结为产权不明所有制缺位，企图通过化公有为民营，搞产权改革身份置换的股份制，一是说明他们的理论已经黔驴技穷；二是说明他们想推卸历史责任；三是说明改制将让他们中的很多人获得更多的切身利益。如果国家和人民依靠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继续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将是厘毫已差，千里更谬！　  　　■高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