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满院

《我在场》是文坛不老松、93岁高龄的阎纲先生新出的一本散文集，它是《我还活着》的续集，以“我在现场，眼见为实，实话实说，带体温”为主题，展现出一种超越年龄的创作激情与思想厚度。这既是他对生命与文学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其“在场精神”的凝练升华。

文学风骨的真实记录

阎纲先生是著名评论家、散文家、编辑家。他的评论爱憎分明、风骨铮铮。他的座右铭是“生前有血气，死后有骨气”。他的散文创作始终秉持“敢说真话”的准则，《我在场》更是彰显了这一特点。这部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作为编辑，在那个风云激荡年代的人生经历。

他坦言，在场的命意在于直面现实，以亲历者的视角，还原历史与人生的本真。我还活着，我做证。为当代文学作证，为作家作证。

敢说真话，是需要勇气和担当精神的。

1981年第一期《收获》杂志发表了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影响很大。后来，阎纲先生写了《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把李铜钟说成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殉道者”，后来常被论者所引用。他曾主持了《评论选刊》和《文艺报》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倡导“自由争论”。

1988年底，作家杨守松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刊物敢接纳。他要来稿子，连夜读完，激动不已，当即拍板在《中国热点文学》上刊发，引起轰动。阎纲先生说：“人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当你不能说实话时，也不能说假话。”

他曾把成就作家的条件归纳为一个公式：天赋＋阅历＋刻苦＋宽松的社会环境。这种坦诚不仅是对文学生态的解剖，更是对后辈的警示。

一位乐观、幽默的老人

阎纲先生戏称自己的“长寿秘诀”是“能吃能睡，没心没肺”。但其内核实为一种豁达的生命观。他对生死看得很淡，他说：“我已死过几回了，但我想活着，要做的事很多。要做人事，说人话，活着就要爱人，爱良心未泯的人，爱诡谲的宇宙，爱生命本身。”面对疾病和衰老，他很坦然。他在《在病房中》轻描淡写治疗的过程，转而与医生探讨养生哲学，甚至笑谈“骨灰撒于护城河与九嵕山”的遗嘱，以幽默消除死亡的沉重。贾平凹称其为“新三高”——德高、文高、寿高。这一评价在《我在场》中得到了充分印证，更透露出他“活到老，写到老”的倔强。

阎纲先生说自己是靠精神活着。这种乐观的背后，是他对文学使命的坚守。

王蒙评价说：“阎纲是还在不断写文章的老评论家，不是之一，就剩这一个了。”即便93岁了，阎纲先生仍每天读书写作，将“身体的生命在于运动，文学的生命在于活动”奉为信条，以笔为杖，丈量生命的广度和深度。

“在场精神”的现实启示

《我在场》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学性，更在于其“在场精神”的深刻启示。在信息泛滥的当下，阎纲先生以“眼见为实”抵抗虚妄，以“实话实说”挑战矫饰，为散文创作树立了真实性的标杆。

阎纲先生倡导的“用真情去写作，要感动读者，首先要感动自己”“作者流泪，读者才会含泪”等已深入人心。他总结“写作犹如鸡下蛋”的理论，既形象生动又隐含深刻的哲理。

读《我在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文品体现人品，人品决定文品。要作文先做人，做人比作文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