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礼保

       母亲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作为家中长女，生活的重担如同沉重的石磨，早早便压在了她稚嫩的肩头。母亲今年八十岁了，虽身材依旧高大，却已被岁月压弯了脊梁，佝偻的脊背驮着满头银丝，像是背负着整个家族的沧桑。她既是慈母，又胜似严父，肩头那道凹陷的痕印，是锄头在漫长岁月里反复碾磨的勋章，盛满了无尽的苦难，也承载着超越生命的坚韧。

　　2004年农历正月24日，这个日子如同一把锋利的刀，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上。身患肝癌晚期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年仅67岁。那天，悲痛的哭声仿佛能震碎屋檐下的冰棱，59岁的母亲紧紧攥着我们的手，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如同干枯的老树根。我们一家人在巨大的悲痛中，感觉天仿佛塌了下来。然而，母亲却没有被伤痛击垮，她像是瞬间化作了巍峨的高山，用坚实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她默默而有条不紊地安排着一切事务，眼神中透着令人心安的冷静与从容。她劝慰我们要坚强面对，在她坚定的目光里，我们仿佛找到了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母亲这一生，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勤勉地在土地与家务之间奔忙，是家里当之无愧的定海神针。聋哑的哥哥、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嫂子，还有正在读中学的侄子，一家人的生活都全靠她一人支撑。清晨，羊圈里的咩咩叫声、猪棚中的哼唧声、鸡舍的扑棱声，与她匆匆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家里最熟悉的晨曲。

　　春种时节，母亲总是比布谷鸟还要早地起床。当第一缕晨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她便已来到田间。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脚，泥浆裹满了她亲手制作的布鞋，她弯腰播种的身影，虔诚得如同朝圣的信徒。烈日当空时，毒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母亲头上裹着蓝色的包巾，满脸的汗珠顺着脖颈不断滚落，浸湿了衣领。她随手扯几根树枝别在包巾下，用来遮挡阳光，便又继续挥锄劳作。田埂上的搪瓷缸里，冷饭混合着汗水，她匆匆扒拉几口，就又一头扎进了地里。母亲的一生，就像那沉默的土地，默默将每一滴汗水都浇灌进沙土之中，用无数个日夜的辛劳，换来了全家温饱的根基。

　　雨水刚过，秧田里的水还泛着微微的凉意，母亲已赤脚踩了进去。她的动作娴熟而轻柔，一株株秧苗被轻巧地插进泥里，弯下的腰背如同一张绷紧的弓弦。她的双脚深陷在沙土中，冰凉的泥沙漫过脚踝，她却浑然不觉。每插完一株秧苗，她便直起腰稍作休息，目光望向广阔的田野，眼中仿佛已经看见了秋日里那一片片沉甸甸、随风翻涌的金色穗浪。劳作结束回到家，母亲也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灶台上等着她生火做饭，猪圈、羊圈、鸡窝都需要她去照料。夜深人静，整个村子都陷入了沉睡，昏黄的油灯下，母亲还在一针一线地缝补衣物，那穿梭的针线声，一直持续到灯油耗尽，灯火渐渐熄灭。母亲的手掌，粗糙得如同干裂的土地，指关节因为常年的劳作微微变形，上面那深深浅浅的印记，是岁月留下的年轮，无声地诉说着她无数个从灶台到田埂、又从田埂到油灯下的忙碌日子。

　　夏日，猪圈里闷热得如同蒸笼，热浪滚滚。母亲在里面忙碌着，汗珠大颗大颗地从她的脸颊滚落，像一条条亮晶晶的小溪，最后消失在颈弯。她吃力地搬动着沉重的饲料袋，枯瘦的手臂上青筋凸起，如同土地干涸时裂开的缝隙。有时，母亲实在累得不行了，就倚着圈墙大口喘气;实在撑不住了，就随手找个毯子，躺在地上睡着了。汗湿的头发贴在额角，上面还沾着草屑，在阳光下，就像沾染了光芒的尘粒。

　　秋收之后，本该是农闲的时候，母亲却依然不得闲。她常常在深夜里，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为哥哥嫂子缝补衣裤。尤其是嫂子因病在榆林二院截掉右腿卧床期间，母亲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她，轻柔地帮她翻身、擦洗。在哥哥和妹妹很小的时候，因为先天聋哑不会说话，母亲便一边耐心地教哥哥发音、说话，一边给妹妹做手势、讲哑语。每次忙完农活，她顾不上休息，就握着兄妹俩的手，用从农村烧火做饭用的柳条子截成小段，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教他们写字。她就像在贫瘠的土地上执着播撒种子的人，不知疲倦。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哥哥妹妹不但认识了许多字，还学会了不少算术，哑语也学得特别好，常常受到村里邻居的夸赞。虽然兄妹俩是先天聋哑人，但他们的智商一点不比别人差。哥哥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匠人，在八九十年代，他亲手制作的木架子车、桌椅板凳，工艺精湛;尤其是农村盖房时的张砖、刮腻子、贴瓷板等技术活，他样样精通。村里人谁家有事需要帮忙，哥哥总是第一个赶到。而且哥哥种的庄稼，产量在村里总是名列前茅。妹妹则是做鞋和刺绣的一把好手，她手中的针线穿梭自如，如同时光的梭子。她制作的布鞋，不仅样式漂亮，穿起来还特别舒服，足够供我们一家人穿。左邻右舍的阿姨们看了都赞不绝口，纷纷来向妹妹学习做布鞋，那段时间，家里就像办起了小鞋厂，有的阿姨把做好的布鞋拿到附近乡镇街市上卖，补贴家用。

　　冬天的夜晚格外漫长，母亲点起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为我们缝补衣物。那针线吱呀吱呀的声音，如同轻柔的吟唱，整夜在屋子里回荡。我常常在昏昏欲睡中，看见母亲的身影被灯火拉得很长，映在墙上，那摇曳的影子，就像守护我们的魂灵。在母亲温热的掌心里，缠绕着一圈圈紧密的暖意，让我在寒冷的冬夜里倍感温暖。

　　那时候，家里的条件十分艰苦，但母亲总是任劳任怨。无论日子多么艰难，她都一心供我上学，盼着我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终于，在1997年7月，我考入了杨职业技术学院(原陕西省林业学校)。得知这个消息时，母亲的脸上终于绽放出了久违的笑容。开学那天，我带着母亲第一次走出家乡。我们先从神木坐卧铺车到西安，又转车前往母校杨凌，一路上整整花费了十多个小时。母亲从来没有去过城市，就连家乡的县城都很少去，更别说西安这样的大城市了。我想让母亲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放松一下心情。一路上，母亲不停地叮嘱我，大城市人多车多，一定要注意安全，学习要努力，不可骄傲自满。记得母亲感慨地说：“西安真好，可不适合咱农村人住，到处车水马龙，噪杂音大，上厕所也不去外面，真不习惯。”母亲和我在杨凌住了一晚，第二天，天还没亮，母亲就早早地起来了，她说自己睡不着，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家里地里铺开未收回的玉米，还有牛、羊、猪、鸡等家畜。当时正值秋收的关键时节，母亲心里满是牵挂和着急。中午，我带母亲在杨凌的地摊上吃了一碗“蘸水面”，之后便把母亲送到西安回榆林的卧铺上。临走前，母亲又再三叮嘱我要注意安全，好好学习，家里的事情不用担心。卧铺车缓缓启动，我站在车站大门口，目送着母亲离去，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我一边用手擦拭着眼泪，一边大声对母亲说：“妈妈你放心，我会更加努力的，你路上要小心，到服务区时和阿姨们一起下去解手，找不见的地方就问问司机师傅。到榆林了有姐姐在车站等着你。”母亲哽咽着回答：“知道了，你赶紧回学校，别耽误了学习。”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如今我们如同她精心培育的庄稼籽粒，成熟后各自奔向远方，而母亲却在岁月的侵蚀下日渐衰老，那原本挺直的腰背已如弓一般深深弯了下去，似乎再也无法挺直。

　　每当黄昏降临，母亲常常独自坐在门槛上，目光悠悠地望向远处那片她耕耘了一生的土地。那片土地见证了她的青春与汗水，她也将自己的生命深深融入其中。时光悄无声息地流逝，母亲的青丝早已变成白发，腰背也愈发佝偻。儿女们各自成家立业后，纷纷劝她放下农事，安享晚年。然而，母亲却始终闲不下来。每次我在假期或周末回去看望她，她总是笑着说自己身体硬朗，不让我多跑路，不要担心她，让我安心工作。我给她买回去的东西，她总是心疼地说我乱花钱，说家里什么都不缺。每次打电话，她都反复叮嘱我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尤其不让我喝酒。每次我准备坐车回西安时，刚一上车，就会发现母亲早已把一袋袋亲手种的小米、自己在地里挖的野苦菜等，整齐地放在我的车头边，生怕我落下。临上车前，母亲还会把头探进车窗，认真地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努力工作，要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办成事……”

　　有一次，我悄悄回家，远远就看见母亲在院中晾晒小米。她佝偻着背，在那金黄色的玉米堆中仔细翻拣，阳光洒在她的身上，映亮了她满头的银发，也映衬了她心中那深藏的、永不褪色的牵挂。母亲这一生，脚步始终未曾踏出过村庄的界限，可她的生命却似村口那棵老柳树，根系深深扎进这片泥土，枝干上伸展的每一片叶子，都只为荫蔽身下的家人。

　　母亲的一生，在土地上奔忙，就像土地本身一样;承受着雨雪风霜的洗礼，却默默孕育着昂扬的生命力。她把自己的生命活成了土地般朴拙而深沉的质地，在无声的犁沟垄亩间，耕耘出人间最坚韧的葱茏。她的一生，不似江河般浩荡奔腾入海，却如同我家背后那条细小却从不断流的小溪，以恒常的姿态无声流淌，滋养着沿途每一寸干渴的土地。她是沉默的溪流，是扎根的老树，更是我们永远的归处。她的故事，是一首永远吟唱不完的生命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