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业文

　　那是一双弯曲变形的手。

　　指节粗大突兀，如老竹根瘤般嶙峋;掌心沟壑纵横，深得能嵌进一粒米;五根手指没有一根伸直，带着固执的弧度微微蜷握，仿佛永远握着锄头柄、洗衣槌、灶台抹布，或是我们儿时褴褛的衣裳，看着就让人心疼。

　　父亲曾无数次说：“你妈过门时，十指纤细，能在绢子上绣出会飞的蝴蝶。”可自我记事起，那双手便裹着一层又一层硬如龟甲的老茧。

　　老家田地里总有干不完的农活。烈日当头，坡地陡滑，母亲扛着锄头走在前头，我们紧随其后，从晨光微亮忙到日头偏西，犁地、播种、除草、收割，日复一日。母亲的手掌被锄头柄磨得通红发烫，指尖嵌满泥垢，怎么也洗不净。我劝她：“妈，歇会儿吧，手都磨破了。”她抹一把额头的汗，手掌在裤腿上随意一擦，声音沙哑却有力：“坡上的活儿不等人，多刨一锄，家里就多一口粮，你们就能多念几年书。”

　　记忆最深刻的是隆冬的清晨。老家破旧的厨房里雾气蒸腾，我们兄妹六个缩着脖子排成一溜，眼巴巴地等着。母亲从灶台边转过身，端着一大盆刚煮好的苞谷糊糊——她的手指红肿如胡萝卜，裂着横七竖八的口子，有些还渗着血丝，可托着沉甸甸的烫手陶盆，却稳如磐石。她舀起一勺勺稠厚的糊糊，盛进我们捧着的粗瓷碗里，轻声叮嘱：“快吃，趁热，吃了好上学。”说完，便转身将满是裂口的手径直插进砧板旁那盆浮着油星的冷水里，继续洗刷一家人的碗筷。

　　母亲的手总在受伤。上山砍柴时，荆棘尖刺撕开手背，血珠立刻冒了出来。她随手在路边揪一把野草，嚼烂后敷在伤口上，用破旧布一缠，便又俯身扶起柴捆。回到家时，她的手上汗、血、泥、草汁等混杂交融，早已分不清边界。

　　到了夜晚，油灯如豆，那双手又捻起细针，引着长线为我们缝补衣洞。针脚细密匀称，一行行、一列列，仿佛在书写无人能懂的诗篇。我看着针尖在她指间穿梭，忍不住问：“妈，手不疼吗?”她低着头，用牙齿“噌”地咬断线头，淡淡道：“早木了，不知疼痒。”

　　最让我心惊的是她搓麻绳的时候。儿时家境窘迫，我们脚上的鞋全靠她这双手“造”出来，纳鞋底需得结实的麻绳。她把晒干的麻皮铺在膝头，双手掌心相对猛地一搓，麻纤维便听话地拧结在一起，发出“沙沙”轻响。那双手快得只剩一片虚影，像两架精密而不知疲倦的机器。可就是这双手，在将麻绳穿过千层鞋底时，常被粗硬的针鼻刺破指尖。她只是微微一顿，把受伤的指头含进嘴里轻吮一下，吐掉一点腥咸，便又继续。我们踩过的每一双厚实鞋底，都浸着看不见的血点。

　　后来，我们像羽翼渐丰的鸟儿，一只只离巢飞向远方。每次归家，我第一眼总要看向母亲的手——皮肤松弛起皱，像揉皱后勉强抚平的牛皮纸;老年斑悄然蔓延，如秋日飘落的褐黄叶片;手指的弯曲愈发僵硬，尤其是右手的中指与无名指，几乎折成直角，再也无法伸直。我问她这样弯着疼不疼，她总局促地把手往衣袖里缩，脸上绽开菊花般的笑纹：“傻孩子，都老树根似的，有啥疼不疼。你们在外面顺顺当当，我这儿就满心舒坦。”

　　这一刻，我猛然明白，母亲的手，是为我们而变形的。它弯了，我们便直了;它粗了，我们便细了;它老了，我们便壮了。它把自己的一生，一寸一寸揉进了我们的生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