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

　　父亲退休了。

　　这个把一辈子都交给了矿山的人，突然闲了下来。刚开始那几天，他总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像是有劲没处使。后来家里人发现，他养成了一个新习惯——给那些老伙计打电话。

　　“最近工作面还正常吧?”

　　“抽采队的兄弟们都没事吧?”

　　“老高，你那个复查结果咋样了?”

　　他在电话这头问，声音比平常大，像是怕井下信号不好听不见。其实电话那头的人都在地面上，有的就住在矿上家属楼里，但他习惯了——在轰鸣的机器旁待了三十年，不大声说话，总觉得别人听不见。母亲悄悄地跟我说，你爸这哪是打电话，他是心里空落落的。是啊，三十年了。救护队、综采队、抽采队，他把沉甸甸的时光，一截一截都埋进了那条通往地下的巷道。如今人上来了，心好像还留在下面。

　　那天晚上，我们翻看旧照片。父亲拿出一张褪了色的照片，递到我面前：“猜猜哪个是我?”画面里的三人，戴着安全帽，穿着灰扑扑的工作服和胶鞋，从头到脚都是黑的，看不清眉眼，看不清表情。只有笑起来露出的一排牙齿，白得耀眼。我认了半天，没认出来。父亲笑了，指着最左边那个“黑人”：“这个是我。”又指另外两个，“这个是老高，这个是你胜利叔叔。我们仨，在井下一起摸爬滚打快二十年。”我看着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我陪父亲的时间，或许还没有这些“黑人”多。

　　小时候，父亲在矿上，我在老家。那时候通讯不发达，想他了，只能等假期。母亲带着我，坐着又旧又挤的长途班车去看他。七八月的天，车厢里闷得像蒸笼，汗味儿、汽油味儿、晕车的人吐出来的酸臭味儿混在一起，直往鼻子里钻。我晕得昏天黑地，脑袋靠着发烫的车窗，一路呕着、睡着，熬过那几个小时。那时候我恨透了那条路。后来长大了，我发现自己竟然不晕车了。母亲说，那是小时候吐伤了，吐着吐着就练出来了。我听了，心里忽然有点酸，连“不晕车”这件事，也是父亲那份工作留给我的“礼物”。

　　父亲退休后，偶尔会翻出那张三个“黑人”的合影，一个人看很久。老高前几年查出来心梗，早早办了病退;胜利还在矿上，干到今年年底也该退了。父亲说，胜利前几天给他打电话，聊起年轻时候的往事，父亲感叹，“那时候就靠一膀子力气，靠命。”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抱怨，甚至还有一点骄傲。好像那三十年的日子，那些汗水和煤灰混在一起的时刻，都成了他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

　　那些年，我们离得很远，远到我不知道他每天面对的是什么。可我们又很近，近到他的每一分辛苦，都变成我笔尖下流淌的文字，变成我今天坐在这里，想把这些事情写下来的念头。

　　照片上那排白牙还在笑。看不清脸，看不清人。但我知道，那是父亲，那是老高，那是胜利。那是千千万万个把一辈子交给矿山的人。他们从黑暗里走来，只留下一排白牙。可就是那排白牙，照亮过整个煤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