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新民

　　大嫂走的那天，南院老宅门前的槐树正开着花，细细碎碎的，落了一地白。我站在树下，忽然想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那个春天——大嫂高中毕业，捧着奖状回来，眼睛亮得像南院早晨的露水。可那露水很快就干了。因为出身，大学之门在她面前沉重地关上。她没有哭，只是默默地把奖状叠好，收进箱子底层，然后挽起袖子，走进了我们这个正在风雨中飘摇的家。

　　那时候，我们家像一条破船，在时代的惊涛骇浪里打转。爷爷是富农分子，父亲也是富农分子，整日低头老老实实干着沉重的庄稼活计，“不能乱说乱动”;祖母病倒在床，咳声穿过薄薄的墙壁;几个兄弟还小，饿得趴在门槛上啃豆渣、树皮。大嫂就是这时候来的。她嫁给了大哥，用十九岁稚嫩的肩膀协助祖母、母亲，扛起了十几口人的生计。大哥那点微薄的工资，到了她手里，竟能变出稀粥、咸菜，偶尔还有一小碟炒得喷香的辣子。她总是最后一个端碗，锅底刮干净了，就兑点开水，坐在灶台边默默地喝。我问她：“大嫂，你饿不饿?”她笑，露出满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大嫂吃过了，你们长身体，多吃些。”

　　那些年，政治的风一阵紧似一阵。“文革”中家里有人来抄家，大嫂不躲不避，把那些可能惹祸的书信、照片，连夜缝进棉袄夹层里。她站在门口，瘦小的身子像一堵墙，语气温软却坚定：“要拿什么冲我来，别惊动老人和孩子。”来人走了，她靠着门框慢慢滑坐在地上，浑身发抖，却一声不哭。她就这样，在政治与亲情的夹缝中，护着我们一家人，像护着一窝瑟瑟发抖的雏鸟。

　　七十年代后期，大嫂因吃苦耐劳、表现突出、品行端正，被推举为民办教师。那天她回来，抱着崭新的课本，在灯下翻了一夜，手指轻轻摩挲着铅字的印痕，像抚摸初生的婴孩。从此，南院的小煤油灯亮得更早了。天不亮她就起身备课，字写得工工整整，每一页边角都注满了红色的批语。有一回放学，她送孩子们回家，一辆拖拉机失控冲过来，大嫂想也没想就扑上去，用瘦小的身躯挡在孩子们前面。链轨把她撞倒，擦着她的衣角碾过，孩子们安然无恙，她却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我去看她，她握着我的手说：“没事，大嫂命硬，孩子们好好的就行。”那一刻，我看见她胳膊上和腿上青紫的淤痕，像春天没化尽的残雪。

　　大嫂一生爱着大哥。他们相敬如宾，几十年没红过脸。大哥下班晚了，她就在门廊下留一盏灯，人坐在灯影里做针线，等得再久也毫无怨言。她对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怀着同样的温柔。祖母临去世的那年，卧床不起，她端屎端尿，擦身喂饭，没皱过一次眉头。祖母临终前拉着她的手，泪水纵横：“牡丹(大嫂的小名)，是南院委屈了你，你是南院的功臣。”大嫂只是笑，转过身去，偷偷抹掉眼角的泪。

　　她常常教导我们：“时刻提醒自己，改变自己，低调做人，认真做事。”她一生不忘人恩，不念人过，不计人怨。村里有人曾经批斗过母亲，举报过大哥，后来那人家里遭了难，大嫂却第一个提着米面送过去。我们都愤愤不平，她只说：“人家有难处，咱们帮一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她心里装着一片海，再大的石头扔进去，也不过荡几圈涟漪，便归于澄净。

　　如今大嫂走了。南院的槐花依旧年年开，白花花的一片，像她鬓边早生的华发。我常梦见她坐在灶台边，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映在斑驳的土墙上，一晃一晃的。她抬起头，还是那样笑着，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轻声说：“回来了?锅里还热着米汤。”

　　千声万声呼唤你，千声万声唤不回。大嫂，你已化作南院上空最亮的那颗星，夜夜照着我们，照着你疼爱的儿孙，照着这条你曾用一生走过的路。我们永远怀念你——怀念那个在寒冬里为南院点燃春天的人。

　　风起了，槐花簌簌地落。我俯身捧起一把白的花瓣，像极了那一年，她叠好放进箱底的奖状。只是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能把它们叠得那样整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