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丁辉

　　作为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堪称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能够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而且应付裕如。他是斗士，又是调和者;是君子，又是大丈夫。鸽的平和与鹰的机警、水的柔情与火的炽烈，这些极为不同的双重品质潜藏在他的体内。

　　由胡长明所著的《大智周恩来》一书，共设12个篇目，系统介绍周恩来在各领域的成就，以及他在诸多知名历史事件中的具体表现，篇目依次为：人生篇、外交篇、谈判篇、政治篇(上、下)、军事篇、经济篇、科学文化篇、宣传篇、党建篇、统战篇和地下工作篇。

　　周恩来的一生如此成功、如此辉煌，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使他迈向了成功之路?在我看来，周恩来的成功一方面来源于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他出众的灵活性和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

　　在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之初，他便意识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方法必须“因地制宜”。他在法国谈及“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在他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在此基础上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分阶段、有步骤地达到目标。那种企图一步登天、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最终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是一个主观认识不断趋近于客观实际的过程。真正的智者不会故步自封、囿于成见，而是自觉地让自身的主观认识去适应客观实际及其发展变化，求得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周恩来正是如此，一旦发现自己的认识背离了客观实际，便会及时调整思维框架，服从实际、服从真理。他最初从事革命工作时，曾将工作重心投向城市，认同“城市中心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觉察到广大落后的农村才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工作的核心阵地。特别是随着红军力量的壮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他看清了真正的革命潜力和希望之所在。1930年4月，周恩来作出“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的论断，这一论断成为他从“城市中心论”支持者转变为“农村中心论”支持者的重要标志。

　　除了出众的灵活性，周恩来还具备罕见的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面对大量纷繁复杂的事务，他能迅速分辨出哪些是核心要务、需要立即着手解决，将无关紧要的内容剥离，即便面对一团乱麻也能快速理出头绪，因此毛泽东多次称赞周恩来是“好管家”。

　　周恩来的智慧不仅有着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基础，还广泛汲取了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养分。他的政治智慧明显受到中国文化中“和为贵”“执两用中”、韬光养晦等思想的影响;他的统战智慧极大弘扬了“智、仁、勇”三达德的精神;他的人生智慧则汇集了中国历史上所有进德修业、为人处世思想的精华，比如以诚感人、以理服人，做事留有余地，攻恶毋太严、教善毋太高，不强人所难、不急于求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临事而惧、三思而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周恩来的智慧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发展的结晶。曾有外国记者向周恩来提问：“您是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中国人的特质更多，还是共产党人的特质更多?”周恩来回答：“我是中国人多于共产党人。”

　　周恩来的智慧，是中华民族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弄懂了周恩来的智慧，你就会彻悟中国共产党何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直至最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你就能明白，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何以历经曲折仍能取得多方面的重要建树，并为之后的改革开放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资源。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周恩来始终身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出众的才干、崇高的品德和灵活自如的政治智慧，使他成为人民心中的丰碑!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26年间，他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治国主张，其深远影响将会在中国长久地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