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绪伟

　　傍晚黄昏，我站在南门城墙边上，看眼前车流像一条发光的河，从永宁门闸口涌进去，又从另一头吐出来。这光景似乎年年如此，偏是今夏觉得格外好看。

　　刚下过一场白雨，柏油路面黑得发亮，车灯飙出明晃晃的光带。车头白的头灯泻作星瀑，在青灰色城墙根下，川流不息，日夜不停。

　　城墙根是老的，斑痕累累。砖缝里伸出几茎蕨草，细绿得像绣娘遗落的丝线，在微风里轻颤。我伸手去摸那砖面，触感粗粝得叫人心里踏实，指尖顺着凹槽滑下去，好似摸到了时光的骨节。

　　这古城墙，被一千四百年的日头晒过，被一千四百年的雨水淋过。这砖还是砖，一层叠着一层，稳重得像老人的脊梁。可环城公园却是另一番天地：穿汉服的姑娘举着手机自拍，裙裾扫过箭楼的影子;咖啡亭灯牌亮起暖黄的光，英文招牌和篆书匾额隔着玻璃相望。外卖小哥的电动车从闸门边溜过去，铃声脆脆的，惊起暂歇城垛上的一群麻雀。

　　沿着城墙往西走，渐渐听见埙声。那调子像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贴着夜色往人心里钻。吹埙的是个白胡子老汉，坐在轮椅上，面前摆着个二维码牌子，扫一扫便能听见他录的全本《阳关三叠》。我立住脚听了半晌，忽然想起四十年前初到西安，也是在城墙根底下，那时的盲眼艺人拉二胡，面前搁着搪瓷缸子，里头零落几个钢镚。

　　如今搪瓷缸换成了二维码，曲调还是那曲调，可吹曲听曲的人不知换了多少茬。唐装汉服姑娘们嘻嘻哈哈地围上去扫码，老汉咧嘴笑，露出一口还算齐整的牙。哦，原来西安城一直以来都这样，什么都能盛下，如今二维码和汉服自拍当然能盛下。

　　离开城墙，往书院门走。青石板路被雨润得发亮，两旁店铺多半还开着，纸墨香气从门缝里溢出来，稠稠的，像熬了百年的汤药。有个铺子里传出“笃、笃、笃”拓碑的声响，不紧不慢，像为这座城打着永不疲倦的脉搏。

　　我在一家刻字铺前站定，看老师傅刻章，刀刃在青田石上游走，石屑簌簌地落，露出“长安”两个篆字。他抬头看看我，问：“刻个什么字?”我说：“就刻长安吧。”他特意瞅了我一眼，然后点点头，又低下头去刻。铺子里放着戏曲秦腔，吼得撕心裂肺，正和着这刻刀声、石板上的脚步声、远处城墙根飘来的埙声，竟合成了一首奇妙的曲子——仿佛就是过去长安城的呼吸。

　　走出书院门，天已经完全黑了。钟楼的灯亮了，金碧辉煌的一团，悬在城中央，像盛唐遗落的一颗琥珀。四周的高楼都暗下去，独独它亮着，一千年来的夜里大约都是这样的——灯火替古老西安守着夜，守着一城人的梦。有个孩子骑在父亲肩上，指着钟楼喊：“爸爸，那是个大灯笼!”父亲笑了，说：“那不是灯笼，那是我们城的心。”孩子听不懂，只伸手去够那片金光，小手掌像要接住什么。

　　此刻，我猛然想起小时候父亲说过的话：“西安城的城墙是条龙，钟楼是龙珠，四方的城门是龙爪，抓牢了这一方水土，让它稳稳当当的，风吹不走，雷打不动，雨也冲不垮。”那时我不信，如今站在南门下仰头望，望见箭楼上一盏灯亮起来，像龙鳞上浮起的金光——竟觉着父亲说的话真对。

　　那晚，光环梦撩了我一夜。晨起街巷的早市，卖甑糕的摊子已支起。甑糕锅冒着白汽，枣泥和糯米的甜香混在清晨的空气里，稠得化不开。摊主是个年轻后生，一边码甑糕一边用手机看“村超”足球赛，嘴里念叨着“越位了越位了”，手里倒没停。

　　我过去买甑糕，扫码付钱，那后生头也不抬说：“好嘞，您拿好。”真香，我多年没吃这热甑糕了。糯米粘牙，枣泥烫嘴，这味道和四十年前差不多。只是卖甑糕的人从老汉换成了后生，搪瓷缸换成了二维码，收音机里的秦腔换成了手机里的足球赛。

　　看这城墙还在，钟楼还在，书院门的墨香还在，埙曲儿还在，唐装汉服还在。西安城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它似乎把新的裹进旧的里面，把旧的焙进新的中间，像这份具有三千年历史的甑糕，米是新的，枣是老的，蒸在一起，便将“长安”融合成了“西安”。

　　有人说，“长安”多好，为啥改名“西安”?据《西安志》记载，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将奉元路改为西安府，取“安定西北”之意。此后“西安”之名沿用至今，而“长安”作为区名依然存续。这座古都的城池，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垣之一。

　　旭日东升，城墙镶上一道金边。晨跑的人从我身边经过，耳机传出秦腔;扫街的“卫士”来了，竹扫帚滑过街巷，“唰——唰——”，像在给这座城洗脸。孩子们背着书包跑过城门洞，影子被晨光拉得长长的，投在古老的砖面上。

　　那影子一晃一晃的，晃进了一千四百年后的崭新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