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是爷爷那时候建起的。土墙三间，坐北朝南。墙是板筑的，黄土里掺了石灰和糯米浆，夯得结结实实。几十年下来，墙面出现许多细纹，像老人手背上的筋脉。屋顶覆着灰瓦，瓦缝间长出几丛瓦松，绿莹莹的，秋天会开出极细碎的白花。

　　堂屋靠东墙，一个巨大的粮食柜占据了几乎半面墙。柜子是柏木打的，漆了暗红色的土漆，长方形，面上分成五格，每格上面有活动的木板盖子。第一格放麦子，第二格放玉米，第三格放稻米，第四格放红薯干，第五格放杂粮。每到秋天，父亲把晾晒好的粮食一筐一筐地倒进去，满当当的，柜盖上要压一块大石头，防老鼠。平日里柜面就是家里最宽展的台面，母亲在上面切菜、擀面、晾柿饼，我和弟妹在上面写作业、画小人、拍纸牌。

　　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个柜子还能睡人。家里来了客人，母亲就在柜面上铺一床棉被，再摆上枕头。柜子一米多宽，两米多长，容纳两个人也不算挤。有一年冬天，我表姐从龙山河来，带着她刚满月的娃娃，就在柜上住了小半个月。晚上我躺在隔壁的火炕上，能听见表姐哼着歌哄娃娃入睡。那些年家里的日子紧巴，但来了客人总能在这只柜上安排出地方来，没有让谁打过地铺。

　　堂屋进门右手边，隔着一堵土墙，是炕门，就是烤火的地方，一个土灶连着里间的火炕。灶膛很深，能塞进一整根胳膊粗的柴。冬天里，父亲每天早上头一件事就是生炕门。先用松针引火，再架上干透了的栎木柴。火苗子顺着烟道钻进去，把里间那一盘大炕烘得热乎乎的。炕门口的土墙已经被烟火熏了不知多少年，黑黢黢的，像刷了一层漆。小时候我们姊妹四个，一到冬天就挤在那盘炕上，脚丫子伸到最热的地方焐着。母亲在炕沿上摆一个针线笸箩，就着窗棂透进来的光纳鞋底。鞋底是几层旧布糊的袼褙，针扎进去要顶针顶，拔出来要钳子拔。母亲每扎一针，就把针尖在头发上擦一下，那个动作我记得特别清楚。

　　穿过炕门往里走，是一间小房子，隔着一堵薄墙，是我和妹妹睡觉的地方。说是房子，其实就是火炕的后半截用木板隔出来的一小块，宽不过一米五，长两米。里面一张窄床，是我和妹妹共用的。床头一个小木箱，里面放着我攒的烟盒纸、玻璃弹珠，妹妹放的橡皮筋、糖纸。夏天的晚上，炕门不烧火了，这间小屋就凉快下来。我和妹妹趴在床上，从木板的缝隙里看堂屋里的动静——看父亲坐在门口，看母亲在灯下补衣裳，看哥哥在柜面上就着煤油灯复习功课。母亲偶尔抬头，朝这边喊一声："还不睡?明天又起不来!"我和妹妹赶紧把脑袋缩回来，在被窝里偷笑。

　　小房子再往后，穿过一道土墙，是库房。说是库房，其实就是老屋最里间的一个角落，没有窗户，黑咕隆咚的。地上堆着新挖回来的土豆，一筐一筐，码得整整齐齐。土豆上面盖着稻草，防冻，防芽。旁边是几捆干柴，一把磨得只剩半截的锄头，一架废弃的纺车。我小时候最怕一个人去库房拿土豆，总觉得暗处藏着什么东西。每次都是冲进去抓两个就跑，土墙上的蜘蛛网挂在头发上也顾不得拨。后来妹妹胆子大，她说："哥你怕啥?不就是土豆嘛。"她敢打着火把进去，一个一个地挑那些没破皮的，回来洗了煮给我们吃。

　　堂屋侧边有一架木梯，斜斜地通向二楼。梯子是父亲自己做的，两根杉木杆子，中间横着踩了十几道竹片。踩上去咯吱咯吱响，竹片磨得溜光。二楼没有铺楼板，是几根粗木梁上架着竹篾编的"笆"。笆上面摊着刚收回来的玉米棒子、晒干的红薯藤、一捆一捆的木炭。木炭是爷爷烧的，窑子在后面山上，每年秋末烧一窑，够用一冬。玉米棒子就堆在笆上，金黄一片，从下面抬头能看见玉米粒之间的缝隙透下来的光。我和弟弟最爱干的事，就是顺着梯子爬上二楼，躺在玉米堆里，透过瓦缝看天上的云。有时候睡着了，母亲在下面喊吃饭，喊半天没人应，她就会踩着梯子上来，把我们揪下去，一边揪一边数落："两个祖宗，玉米都被你们压碎了!"

　　阁楼最里面，藏着一个蛇皮袋，是父亲装的煮糠——就是麦麸、玉米芯粉碎了喂猪的饲料。有一回我和弟弟在阁楼上玩捉迷藏，我钻进煮糠堆里，用玉米棒子把自己埋起来。弟弟找了半天没找着，急得在梯子口哇哇叫。我不吱声，躲在糠堆里闻着那股焦甜的谷物味，觉得自己像一只藏在洞里的田鼠。后来是我忍不住笑出了声，被弟弟揪了出来，两个人一身糠灰，从头到脚白花花的，母亲看见了又气又笑。

　　家中姊妹四人，我排行老大。二妹比我小两岁，三妹比我小三岁，弟弟比我小九岁。我们四个在那三间土房里长大。春天在堂屋里打陀螺，鞭子甩得呼呼响;夏天在炕门口捉萤火虫，装进玻璃瓶里做灯笼;秋天爬上二楼偷吃晒干的萝卜干，咬得腮帮子疼;冬天挤在火炕上听父亲讲故事——父亲识字不多，但会讲《薛仁贵征东》，会讲《七侠五义》，讲到精彩处就停下来，说"且听下回分解"，我们四个就拼命地摇他的胳膊。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老屋后面的山塌了一角，泥土裹着石头滚下来，把厨房的墙挤裂了一道缝。父亲和哥哥挑了几天的土，把墙重新夯实了。那几天家里的活都停了，母亲就在堂屋的柜面上做饭——用一只蜂窝煤炉子，炒洋芋片，炖萝卜汤。我们四个围在炉子旁边，闻着锅里的热气，觉得满屋子都是暖的。晚上睡觉，炕门烧得格外旺，火苗子蹿得老高，把土墙上的黑烟都映红了。弟弟说："哥，咱家好像城堡。"我说："城堡是啥?"弟弟说："就是电视里那个，有城墙的。"我想了想说："那咱家就是城堡。"

　　前年春天，镇上说要修一条公路，从山外通进来，老屋正好在规划线上。拆迁的通知贴到村口那天，父亲在堂屋的圣像前坐了一下午，没说话。母亲把柜子里的粮食一袋一袋地装好，分给了邻居。二楼的玉米棒子早就干透了，弟弟上去一趟一趟地往下搬，搬到院子里，金灿灿地堆了一地。拆房的前一天，我们姊妹四个都回去了。

　　那天晚上，父亲在炕门生了一把火。最后一次了，他烧得很仔细，先用松针引火，再架上干透了的栎木柴，跟从前一模一样。火苗子顺着烟道钻进去，把炕烘得热乎乎的。我们四个又挤在那盘炕上，像小时候一样，脚丫子伸到最热的地方。弟弟说："哥，以后就没这炕了。"我说："嗯。"妹妹说："那我脚冷了怎么办?"没人接话。母亲在炕沿上坐着，手里没拿针线，就那么坐着，望着黑黢黢的土墙。

　　第二天挖机就来了。我们站在院子外面，看着那堵土墙被推倒，轰的一声，黄土扬起来，遮住了半个天。瓦片噼里啪啦地往下掉，瓦松碎了一地。那个粮食柜被抬出来放在路边，暗红色的漆面划了好几道白印子。母亲走过去摸了摸，什么也没说。二楼的笆塌了，玉米棒子滚了一地，混在黄土里，黄澄澄的，像洒了一地的碎金子。堂哥那只樟木箱子被大伯提前搬走了，不知道放在了哪里。

　　老屋拆完之后，那片地上盖了新的安置房，一排一排的，白墙红瓦，整齐得很。去年冬天我回去过年，站在新房的阳台上往下看，怎么也找不到老屋原来的位置。路面都硬化了，铺了水泥，平平整整的，没有一丝痕迹。只有院门口那棵老核桃树还在，被圈在一个小花坛里，光秃秃的枝干伸向灰白的天。

　　那天傍晚我下楼，走到那棵核桃树底下。树根旁边，黄土露着一小块，我蹲下来，鬼使神差地用手拨了拨。手指碰到了一个硬东西，抠出来一看，是一颗玻璃弹珠，蓝色的，里面嵌着花瓣的形状。不知道什么时候埋在这里的，也许是我十岁那年丢的，也许是别的什么时候。弹珠上沾满了泥，我用袖子擦了擦，放在手心里，凉凉的。

　　我站起来，核桃树的影子落在我身上，长长的，像从前老屋的屋檐投下来的影。远处新房的窗户一盏一盏地亮起来，灯火通明的，跟从前不一样了。从前这时候，老屋的炕门该生火了，母亲在柜面上擀面，父亲劈的柴堆在门口，我们四个在堂屋里追着跑，土墙上的圣像静静地看着。

　　我攥着那颗弹珠往回走，手心里的凉一点点变温热了。三十多年了，它一直等在那里，等我回去，等我蹲下来，等我把手伸进那道缝隙，等我说——哦，原来你在这儿。（胡宝霞）